文／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大家都非常熟悉勞動、土地、資本與企業才能是最主要的四大生產要素，也就是，如果要創造經濟利潤，就必須讓這四個要素充分協調、順暢運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勞工個人所提供的勞動，與資本家提供的薪資、機械設備、廠房等資本之間，如果能有勞資共識緊密配合，那麼該企業生產才能更有效率創造更多利潤。 因此，資本家有滿手千億現金，可以買機械廠房、土地，不過，如果沒有勞工所提供具有技術、知識的勞動力，是不可能讓企業運轉進而產生利潤：相對地，勞工空有一身技術，如果沒有龐大資金所營造的機械設備與其他同事的協作，也是無法創造出經濟果實。
至於如何形成勞資共同體，讓勞資的結合創造更多經濟果實來讓雙方分享，工會在企業內的受僱勞工與企業主之間，扮演重要的溝通協調者，對於勞資共識的建構，更是有著重要的功能。特別是在企業利潤的分配上，勞工透過工會的集體協商及參與，爭取到合理分配，如此才能建構出勞資共識。
因此，工會不管是透過最低層次的勞資會議，或是簽訂團體協約，甚至推派勞工董事，都是不同程度的企業經營參與，都是希望企業盈利的分配能更公平地讓每個勞工分享，這同時也會讓勞工對該企業更有向心力，投入更多心血；企業利潤公平的分享，是形成勞資共識的基礎。特別是，台灣有別於歐美國家採取產、職業工會層級協商，而採取企業工會層級的勞資協商，工會這個匯集個別勞工的集體性發聲管道，在企業內勞資共識的形成更為重要。
資金、土地與勞動這三個生產要素，都是有限、珍貴的社會資源，企業如果要永續發展，都必須有所節制使用這些資源。如果企業只是搶短期眼前利益，就會出現剝削勞動力的血汗企業或是汙染環境的黑心企業，而如果該企業向銀行融資或股票上市向大眾籌措資金，則該資金更是被私人濫用，過度耗盡生產要素，這都不是經濟永續發展之路。
工會在阻止企業勞動條件向下沉淪，維護勞動尊嚴，促進更公平的企業利潤分享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促進經濟民主的重要樞紐。不過，在二戰之後，邁向「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高度經濟成長時期，工會運動的崛起伴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分享企業利潤，工會逐漸被吸納進入這個「經濟擴張主義」的發展觀。以日本為例，日本總工會「連合」與資方團體「經團連」，每年固定的談判，已經儀式化為「春鬥」，日本特有的企業工會也早已經被馴化在企業利潤的架構當中，日本的工會運動批判資本主義發展的能力在減退。日本尚且如此，台灣的工會在本身談判能力都自顧不暇之下，要進行更上位的「唯經濟成長發展觀」的批判，更是緣木求魚。
歐美採行全國性產、職業工會體制，比較容易產生跨企業的全產、職業階級的思考，不會受限於維護單一企業獲利分享的思維：因此，歐美工會在1990年代就開始檢討反思，過去無止境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高度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之下，對於生態環境的衝擊。不過這在企業工會層級的日本、韓國與台灣，是很難以啟動這層批判思維的。
日本在六零年代安保運動高潮之後，日本的左派走向跟隨資方的發展主義，進行分配的工會主義，這時有一群人開始走向社區，進行了從消費者角度來挑戰資本主義的消費合作社運動，也就是勞工要從工作場所的生產者，回到家中所處社區成為消費者之後，進行日常生活的批判，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人」，這才能挑戰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不過，日本左派的消費者運動後來並沒有在工會內部萌芽，而是以家庭主婦為核心的社區合作社運動為主（詳請參考：《從329瓶牛奶開始》，岩根邦雄原著，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翻譯出版，1995）。
經濟的永續發展，才能讓後代子孫也能夠享有美好生活，台灣在二戰後追求高度經濟發展所創造的「經濟奇蹟」，讓台灣人自傲，但是這種以低勞動條件、低環境標準所堆砌的企業競爭力、爭取出口訂單的高度經濟成長主義，其實已經不再適用台灣；工會運動在爭取企業內勞工加薪之外，更必須思考在企業獲利作為是否有違環境正義、社會公義與永續發展，同時以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視野，思考經濟發展，這才是經濟民主的全貌。
本文刊載於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第222期月刊【經濟民主ABC專欄】
圖來自於1917年6月30日，IWW出版雜誌《Solida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