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無論是社會或政治運動，出版一直都是最直接且最容易與群眾接觸的媒介之一。尤其是在那噤若寒蟬的戒嚴時期，當報禁箝制了言論自由，阻斷了民眾獲得資訊的權利，「黨外雜誌」就成為社會改革的重要宣傳方式，同時也是民眾挑戰禁忌的宣洩管道，釀酿出台灣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延續這個傳統，出版工作也存在於台灣的社會運動領域之中。以成立於戒嚴時期的台灣勞工陣線（勞陣）為例，早在1984年4月7日就已發行「勞動者雜誌」，除記錄了台灣勞工運動的發展，更成為組織宣揚社會民主理念和勞工權益的重要媒介，迄今仍未中斷。在這個脈絡下，台灣社運界無不跨足出版事業，而大量的社運界出版品的湧現，不僅豐富了以通俗文化和商業利益掛帥的台灣出版品市場，更也讓倡議的理念有更多元的對話空間。惟出版工作本非社運組織的主要業務，又出版一事多半需要長期投資，各組織往往礙於人力、物力，以及不易建立市場通路等不利因素的限制下裹足不前，造成許多寶貴的本土社運經驗的傳承不易。

勞陣的出版困境和突圍

　　成立近三十四年來，勞陣隨著台灣社會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歷經過數次的轉型，在出版工作上也有許多新的嘗試，從早期主要是以翻譯國外經驗為主的「工運叢書」，到1999年第四度轉型後的本土經驗和精緻政策論述撰寫，勞陣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出版工作上，並希望作為社會對話和開發社會認同努力。從過去到現在，勞陣的出版品大略可分「雜誌」、「工具書」、「工運經驗傳承」，以及「政策批判及建議」等四大類，雖然在社運圈中，這樣的出版能量已算豐富，但仍面對以下幾點困境。

　　首先是勞陣的出版主要在於論述價值理念及記錄運動經驗，往往給你一種冷門的、小眾的，甚至於內容艱澀難懂的感覺，除了原有組織網絡（工會、社運）之外，市場擴散性並不高，進而降低了社會其他群體接觸類似出版品的機會。

　　其次是人力和經費上的問題。以書籍出版為例，從規劃、執行（資料收集、訪談）、撰寫到出版，所需要的人力和預算的成本相當可觀，在沒有銷售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往往讓內部理性的卻步於出版工作。

　　第三，同時也是最關鍵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市場通路設立困難的問題。有別於一般主流出版市場以大量和快速出版來建立銷售通路，勞陣和許多社運的出版，往往因無法滿足市場規模的需求，以致不易建立組織經營網絡以外的行銷通路。例如，一般經銷商考量其倉儲、運送及行政管理上的成本，通常要求出版業者必須有一定的出版量（例如一年至少有數本以上的書籍出版），而礙於前述的種種客觀條件上的限制，降低了其投入出版工作的意願

　　雖然面對這些困境，但勞陣仍然在出版工作上努力不懈，並希望透過與主流出版市場的對話與合作，嘗試走出一條社運和非商業類出版的新出路。因此，以即有的網絡市場（主要是工會組織）為基礎，大膽的開拓進入主流市場的可能。從1999年開始，先後出版了《新國有政策-台灣民營化政策總批判》、《台灣勞工的主張-2000勞動政策白皮書》、《打拼為尊嚴－大同工會奮鬥史》、《銀行員的異想世界－台北國際商業銀行產業工會的傳奇故事》、《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等書，其中，又以2011年出版的《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最為成功，這本書不僅批判了在新自由主義下的各種問題，包括政府減稅導到的財團化趨勢、勞動市場彈性化下的長工時和低工資，以及激烈的人口結構危機，更嘗試提出「創新福利國家」的概念，希望喚醒更多人對這些問題的重視與行動。《崩世代》這本書不僅創造了社運出版的銷售紀錄，更成功的引領了好幾年媒體及政策討論的焦點，同時，這本書也榮獲第三十六屆金鼎獎的殊榮。

　　在出版崩世代之後，勞陣又分別出版了《搞工會：工會正義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和《公平經濟新藍圖：2016年勞動政策白皮書》，以及2018年出版的《社會民主是什麼？瑞典的實踐與挑戰》，並繼續規劃其他的出版計劃，希望繼續累積台灣勞工運動的出版能量。為了分享組織的出版經驗，近幾年來勞陣更嘗試組織了其他公民團體，聯合舉辦「公民書展」，讓社會更多人看到不同社運組織在出版上的努力和能量，其中，2017年的台北國際書展和香港國際書展，也設置了公民書區展售各社運組織的出版品，以展現了台灣社會運動出版的企圖。

社運出版與獨立書店：新的邂逅和可能

　　近年來，獨立書店謂為風潮，為低迷的台灣書店事業注入一股新的能量。這絕對這是一項艱辛的嘗試，因為當主流的實體書店也不敵房租壓力、網路書店的削價競爭、社會閱讀風氣低迷，以及民眾閱讀習慣改變等多重壓力的衝擊，生存空間日益艱難。根據財政部的統計顯示，近十年來有近千家實體書店消失，其中不乏有外國大型書店撤出，以及國內經營數十年的知名連鎖書店關閉分店，而資本額小且原本就經營不易的社區或獨立書店，更首當其衝的受到衝擊。

　　因此，獨立書店如何和同樣帶著有某種意識的社運出版工作結合，無疑是這兩個不同領域合作的契機，尤其是許多獨立書店面臨經營上的種種困境，也必須營造其獨特的風格，以吸引更多不同的人有機會走進書店，有意識的購買陳列上書架上的書籍。事實上，從國內許多獨立書店的經營模式，早就將這兩個領域結合在一起，例如，許多獨立書店時常會設置講座和沙龍的空間，並定期舉辦與社運有關的座談。這樣的嘗試更可以讓彼此的網絡得到交流的機會，對於社運組織而言，獨立書店可以成為他們理念倡導的重要平台，而對獨立書店而言，除了可以豐富其展售的書籍種類之外，也可以讓更多關注不同領域的民眾，感受台灣許多獨立書店的努力。例如，2016年9月開始營運的左轉有書X慕哲咖啡，就是結合閱讀、思辯和行動的特色，成為各式社運議題交會的場合。

　　未來，需要更有組織和系統的規劃，讓所有的議題在各地的獨立書店都有分享和交流機會，這樣也可以讓這些零散都卻充滿社會力的資源可以共享，讓各自的理念可以擴散。詩人鄭愁予有一首取名「野店」的詩，前兩句是：「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黃昏裏掛上一盞燈」，而這詩以「有人交換著流浪的方向...」作為結尾。如果把第一句的「詩人」二字換上了「工運」、「書店」，也很貼切。而當「書店」的燈箱掛上了，人就會靠過來了，大家就有機會一起透過閱讀、思辯和具體行動，一起交換著「進步」的方向。當社會運動有意識的書寫和理念，透過獨立書店這個實體的網絡向外擴散，讓兩個不同領域的社會行動，激發出更大的作用。

（本文刊登於2018/04/16勞動者200期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