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又到了每年第3季擂動基本工資調整戰鼓的時刻。去年，甫執政的蔡政府，在雇主團體鬧劇式缺席的情況下，基本工資調整了5％，從原本的20,008元調整成現在的21,009元，時薪也從125元調整至133元，成近8年來單次調整金額最高的一次。今年，雇主團體除炒作「一例一休衝擊」這個假議題之外，勢必也將在基本工資議題上大反撲，鋪天蓋地的對政府施壓，是否會影響今年基本工資的調整，考驗著蔡英文政府解決台灣低薪普遍化問題的政治意志和決心。

　　事實上，縮短工時法案要解決的是台灣長工時問題所造成的過勞之島問題，這是長期以來朝野的共識，從2000年的「雙周84」到2015年的「一周40」，以及2016年的「周休二日」的修法，縮短年總工時已是趨勢。接下來，台灣社會要認真面對的，則是「低薪台灣」這個血汗經濟模式下的產物，這個問題不僅已造成人才外流，更全面性的衝擊包括人口、經濟以及未來社會福利的維持，2011年，台灣勞工陣線提出的「崩世代」問題，過去5年來持續惡化當中。 

立法回到該有水準

　　因此，如何透過有效的政策工具，讓台灣的薪資「回到」該有的水準，最低工資立法就是最直接和明確的方式，這不只是勞工團體的訴求，同時也是朝野的共識，更是蔡英文總統的政治承諾。目前，立法院已有時代力量提出的「最低工資法」草案，以及國民黨賴士葆等提出的「基本工資條例」草案，都有宣示必須大幅提高最低工資以擺脫低薪問題的條文；而執政黨的版本卻始終只聞樓梯響，卻不見有更積極的作為，因此，今年的調整只能沿用原有的審議制度，蔡總統訂定最低工資法的政治承諾，也將面臨跳票的批判。惟國民黨版本中有本外勞脫鉤侵犯人權的設計，勞工團體也將堅決反對。

　　就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所言，薪資不純粹是市場決定，目前許多國家勞工薪資不平等的情況，是政治及社會力量「選擇」的結果。近來，雇主團體不斷的提出先修一例一休、先漲公務人員等理由，試圖阻撓基本工資的調整，就是長期以來台灣雇主團體有力的政治操作。然而，台灣應深切的反省，過去10幾年來歷經3次政黨輪替，是什麼樣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讓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低薪之邦」。這次基本工資應大幅提高，而未來惟有透過最低工資的立法，讓最低工資「公開、透明和落實」回應社會需求，才能讓台灣早日跳脫低薪的泥沼。 

本文刊載於2017/08/16蘋果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