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爭議已久的「工會法」終於三讀修法通過，是繼2007年12月通過的「團體協約法」，以及2009年6月通過的「勞資爭議處理法」之後，完成「勞動三法」的最後一塊拼圖，讓台灣正式進入「新勞動三法」的時代。

　　然而，回顧二十幾年來的勞動三法修法運動，隨著政治民主化的發展，以及因1984年勞動基準法的實施，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營企業工會自主化運動，許多工會從過去被勞工譏為「福利品工會」、「花瓶工會」，甚至於「閹雞工會」（閹掉的公雞不會戰鬥），慢慢的回到勞工的手上；90年代，政府圖利財團的民營化政策，更促成了國營事業工會的自主化，兩股自主化的力量，從地方到中央，最終突破了舊工會法的牢籠，形成自主性總工會體系的力量。在這樣的自主氛圍之下，以勞工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為核心的「勞動三法」，無不成為過去台灣勞工運動五一勞動節遊行的重要訴求。

　　經過多年的努力，歷經了兩次的政黨輪替，以及數屆的立法委員，勞動三法終於塵埃落定，而台灣的工會也將迎接新勞動三法時代的機會與挑戰，而包括「新工會法」對工會籌組、組織型態及聯合組織的成立的規定，「團體協約法」的誠實協商義務，以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等，都將是觀察未來台灣工會組織發展的重要因素。以下，本文將逐一剖析新勞動三法對於未來台灣工會組織發展的影響，並期待台灣工會的組織率能進一步提高，實現工會普及化發展的期待。

　　就工會法而言，本次修法有幾個重要的意義。首先是在新工會法將工會分為企業、職業及產業工會三種類型。其中，除了職業工會將持續目前多為勞、健保工會的格局外，企業工會（即原產業工會）最終維持強制入會的規定，讓企業工會不致遭遇資方分化、瓦解的危機，實為本次修法的一大勝利。但值得注意的是，未來產業工會發展，將成為勞工運動發展的主流。

　　我們從歐洲國家的經驗觀察，產業工會往往才能扮演集體協商的角色，例如德國的金屬工會。德國金屬工會的前身為德國金屬工人協會（成立於1891年），勞動者在戰後體會到單一工會的重要性，籌組成立金屬工會，並加入歐洲金屬工會與國際金屬工會組織。在1998年與2000年間德國金屬工會進一步與其他兩大工會合併，成為德國最強大的工會，並擁有兩百五十萬左右的會員，會員分屬於各個不同的工業部門，包括金屬製造業、金屬手工業、紡織工業、鋼鐵工業、汽車工業以及其他等等。金屬工會除代表金屬製造從業人員與資方進行集體協商，爭取勞動者應享有的利益之外，也提供會員法律諮詢與服務，勞教課程以及保險等。在過去數十年間，德國金屬工會為其會員與非會員的勞動者爭取了較高的所得，縮短了勞動工時，以及更長的法定假期；同時也積極捍衛勞動者的權利，包括社會安全制度與更好的勞動保護環境。因此，如何促進國內產業工會的形成，將成為勞工團體的主要任務。

　　本次修法亦以明確化妨礙工會發展之「不當勞動行為」樣態，未來不論是在工會的籌組還是運作階段，若有不當勞動行為，將可申請中央專責「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裁決的保障，而這個工會保護的制度，將有助於逐漸消除過去國內工會組織發展的最大阻力，對於未來勞工組織各類工會，應有積極的助益。

　　就團體協約法而言，明定「誠信協商原則」，勞資雙方的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亦將視為「不當勞動行為」，對於國內團體協約無論是質或量的發展，都會有關鍵的影響。在新的團體協約法的架構下，除企業工會自然是與雇主協商的勞方代表，依該法第六條第三項，只要是依工會法成立的工會，都可以與雇主或具法人資格的雇主團體進行協商。惟這些工會，除企業工會之外，都必須達到超過該企業內二分之一員工加入的門檻，才能夠獲得協商的代表權。這無疑讓團體協約的締結有更豐富的想像，倘若未來產業工會能夠蘕勃發展，兩者之間將會有相互相成的效果，進而對工會組織的發展更有助益。

　　至於勞資爭議處理法中對工會組織影響最為關鍵的，無疑是「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的設計，各界普遍認為，這將有助於迅速處理勞工組織工會所遭受的打壓事件。然而，新的勞資爭議處理法雖簡化了工會行使罷工權的程序，但是某些行業被完全限制罷工，或被限制在必要維持一定基本服務條款才能罷工，不僅傷害勞工的罷工權，更已違反憲法及馬總統於去年簽署的兩公約（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總括的說，「新勞動三法」，是否能為台灣工會發展注入活水，未來官方落實勞動三法的誠意，將是最關鍵的因素，例如：「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是否能發揮保障勞工行使勞動三權等；而勞工是否意識到，除了企業工會（即原有的產業工會）之外，如何透過更大的企圖心，籌組更具協商能力的「產業工會」的組成，也將是工運下一波的主要任務。因此，為因應新勞動三法的上路，為台灣未來的工會發展尋路，勞工團體將成立「台灣工會組織發展中心」，透過嚴密的評估，催生新的工會組織，為台灣下一階段的工會和社會民主發展奠基。

本文刊載於2010年8月6日勞動者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