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翁裕峰(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醫學、科技與社會中心助理研究員)

　　高雄氣爆事件當中，備受外界關注的除了因功殉職及受傷的消防員及無辜民眾外，事實上還有一群被社會大眾所忽略的「環境毒災應變隊」，在這次的氣爆事件也有多達五名應變隊隊員，身受輕重傷。這些身處毒物災害現場第一線的成員，雖具備毒災應變專業，且名義上亦屬環保署所管轄，但事實上他們卻是一群毫無任何保障的約聘人員。

　　環境毒災應變隊的設置源自2006年，當時環保署以區域為劃分，成立北中南區3個大隊統管7個小隊，而各小隊成員為16人，因此全國毒災應變隊合計112人。應變隊是以24小時輪流值班方式待命，主要任務在於接到疑似毒災通報後，就必須在1小時之內趕抵現場，並進行環境偵檢工作。

　　如此重要的災害應變體系，外界卻不知道這些從業的人員卻是外包制度下的最大受害者。由於環保署以經費不足無法成立專責單位為由，遂將北區的應變工作委託中原大學、中區則委託雲林科大，至於南區則委託高雄第一科大。而承辦的三所大學，又找來相關系所教授擔任計劃主持人，以致理論上應屬國家一級毒害檢測判定的單位，淪為國科會式的專業外包業務。而各大學的計劃主持人，掛著應變隊名義上的隊長，又找來旗下相關科系學生，並採一年一聘的方式僱用學生成為「專屬隊員」，不僅工作缺乏保障與穩定，連給付的薪資也只以研究助理的標準敘薪計算，大學學歷者約三萬元。

　　毒災應變隊的離譜編制與定位，連立法院也無法接受。2013年審查環保署預算時，即以凍結部分預算的方式，要求環保署必須將毒災應變隊「公法人化」，但環保署隨即以影響運作為由解凍預算，並導致應變隊「公法人化」的構想無疾而終。

　　而這些名為隊員實為學生的應變隊成為，在這次高雄氣爆檢測行動中正是擔任第一線處理劇毒危害的角色。然而妾身未明的定位，再加長期外包北中南三個大學，以執行年度委辦計劃的型態運作，也導致此次5名成員受傷後的雇主責任爭議。因為毒災應變隊只是環保署的外包計劃，隊員即屬委外的臨時人員，名義上雇主就是承辦計劃的學校與教授，但發生隊員受傷的職災事故後，環保署卻逕可將責任向下推給學校。高雄氣爆事件中，南區的台南與高雄兩小隊隊員共出動11人並導致5人輕重傷，其後續職災的僱主補償責任，乃至民事賠償責任卻變成高雄第一科大承擔，環保署完全撇清責任，置身事外。倘若學校再將責任推予各計劃主持人，將使得原屬勞雇之間職災爭議變成師生的賠償糾紛。

　　按理，毒災應變隊應該建署於全國災害防治應變體制之下，並接受環保署直接指揮出勤，而其聘用人員、器材購置等經費來源也都是由環保署支應。因此，環保署才是職災應變隊的真正的雇主，這是無庸置疑的。但環保署卻將身處第一線與致命毒物作戰的勇士隊全數「外包」，透過一年一聘的非典僱用型態costdown，不僅導致毒災應變隊員流動率高，專業無法累積，而以此廉價方式所建構的毒災防治體系，如何要求隊員犧牲奉獻？又如何能因應全台灣四處林立的石化、電子、半導體產業所使用的大量有毒物質，以及外洩後所引發的災害風險？

　　此高雄氣爆事件所遺留的反思，不僅應該全面檢視石化業的安全危害，更必須立即導正環保署逃避雇主責任而將毒災應變業務外包的荒唐做法。環保署應該立即將毒災應變隊納入政府編制，並由環保署直接雇用；對此次因氣爆事件而受傷的隊員，環保署應該全權負責後續的職災復健照顧與職能重建，不應由學校或教授自行承擔，同時也應該對氣爆當日到現場出勤檢測的隊員，進行長期的健康追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