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譯於
ILO 2018年03月08日 公佈「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for Women 2018」
這份報告關注的是過去十年中所取得的進展（和不足），並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指標，即勞動力參與率、失業率、非典型就業和工作貧窮等指標，考察男女之間的差距，進而確定女性勞動力市場的前景。本報告發現，女性不僅勞參率較男性低，即使參與，她們更有可能失業，從事的工作也更有可能未受到勞動法規、社會保障和相關集體協議的保護。
性別勞參率差距依然存在
在全球範圍內，15歲以上的男性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該數字在2018年為61.8%，比過去10年下降了1.4個百分點。女性參與率的下降速度比男性慢，因而性別差距略有縮小。
2018年，女性的全球勞動力參與率為48.5%，比男性低26.5個百分點。自1990年以來，這一差距縮小了2個百分點，其中大部分縮小發生在2009年之前。自2009年以來勞參率差距持續縮小的狀況，預計將在2018～21年間停滯不前，情況甚至可能出現逆轉，這將會抵消過去十年在勞動力市場性別平等方面所取得的微小的進步。
基於這一全球趨勢，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中，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在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勞參率差距正在縮小，但在新興國家，差距仍在不斷擴大，2018年這一比例為30.5個百分點，比2009年上升了0.5個百分點。隨著女性參與率的下降速度快於男性，這一趨勢預計將持續到2021年。雖然參與率差距日益擴大代表新興國家的女性在獲取勞動力市場機會方面趕上男性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也反映出這些國家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接受了正式教育，從而延後了她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事實上，自1990年代初以來，新興國家15至24歲青年的勞動參與率方面性別差距一直在擴大，而受教育程度的性別差距已大幅縮小。在阿拉伯國家、北非和南亞，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差距尤其懸殊，預計在不久的將來仍將存在巨大差距，這主要是由於這些地區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極低。基於這種趨勢，人們擔心由於性別和文化規範的限制，這些國家的女性在尋求有償工作的選擇方面將受到更大的限制。
相反，許多已開發國家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正逐漸接近男性。已開發國家參與率的性別差距在2018年為15.6個百分點（幾乎是新興國家的一半），是1990年以來的最低值；儘管在一些國家，特別是在南歐，差距仍然很大，但預計到2021年將進一步縮小。已開發國家在過去幾十年中取得的進展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這些國家女性和男性在教育方面取得了近乎相等的成就，並且女性在有償勞動方面面臨的社會規範相對較少。公共政策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改善有薪休假和返回職場的權利，以及為在職父母提供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這些政策特別對母親的勞動參與率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儘管如此，許多已開發國家長期存在性別薪資差距。儘管女性越來越多地參與勞動力市場中，但在工作品質方面仍存在性別差距。由於女性的人力資本水準顯著提高（如教育和經驗），在幾個已開發國家甚至已經超過了男性，新的研究則指向如性別歧視等因素導致女性面臨薪酬差距。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在參與率方面的性別差距最小（2018年為11.8個百分點），預計在2018 ～2021年期間將保持穩定。這往往反映了在普遍貧窮和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尋求就業的經濟必要性。
女性面臨更多失業風險
女性不僅勞參率低於男性，想要找到工作的機會也低於男性。截至2018年，全球女性失業率為6%，比男性高約0.8個百分點。這個趨勢，預計在已開發國家中將保持穩定直到2021年，然而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中將進一步擴大，反映出過去十年中在全球失業方面，女性相對地位的不斷惡化。
2018年，發展中國家女性與男性失業率比最高，為1.3。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些國家的男性失業率低於國際標準，而女性的失業率僅略高於全球平均水準。然而，這樣一個相對較低的失業率，無法代表某一勞動力市場對男性或女性而言健康與否。當然，失業率更不能反映發展中國家（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已開發國家）勞動力市場的表現。這凸顯出非典型就業的複雜性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有限性，這兩重壓力使得不管男性或女性都被迫接受任何就業機會，無論工作條件如何。與此同時，根深蒂固的性別角色觀念以及勞動力市場的歧視現象不斷阻止女性獲得尊嚴勞動。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失業率預計將進一步上升（男性失業率預計將保持穩定），因此到2021年，女性與男性的失業比將進一步擴大。
在新興國家，2018年女性與男性的失業率比為1.2，與全球平均水準一致。然而，預計到2021年，這一比率預計將有所提高，這表示這些國家已經很低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將再持續下降。在阿拉伯國家和北非地區情況尤為突出，除了低參與率外，女性的失業率是男性的兩倍之多。性別差距在年輕人中更為明顯，
這使得該地區女性勞動力市場的總體前景並不樂觀。在這些地區，2018年的失業率在16.3%至19.5%之間，國際勞工組織近期的報告顯示，儘管女性傾向於尋找有薪工作，但社會經濟因素和普遍的社會規範會不斷阻止她們。這些限制往往來自於與女性不得不承擔的大量無酬工作和家庭責任，這限制了她們得到教育和就業機會以及她們參與勞動市場的能力。
相比之下，已開發國家的女性失業率較接近男性，2018年女性與男性的失業率比為1.1，預計近期內不會出現重大變化。在東歐和北美等地區，女性的失業率甚至比男性還要低。雖然這反映出各國在受教育程度和技能認證等方面實現性別平等做出的努力，但成功實現男女失業率趨同，一部份也來自於2008年經濟危機的長期負面影響。經濟危機對建築業等一些由男性主導的行業產生的影響要大於其他經濟部門。
發展中國家女性弱勢就業的情況更為嚴重
在全球，超過42%的勞動者是自營作業者（個體經營者或有一個或多個合作夥伴的勞動者，其工作類型被定義為自營型工作，並且在基準期內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或貢獻收入的家庭勞動力（contributing family workers，指以市場為導向、由同一家庭的相關人員經營的單位中自雇的勞動者，但因其在經營過程中參與程度有限，不能被視為合夥人），這兩者被ILO歸類為弱勢就業者。意味著超過14億的勞動者比其他類別的勞動者更可能從事非典型勞動和身陷貧困，並且難以或無法受到社會保障。隨著勞動力的增加，自營作業者和貢獻收入的家庭勞動力也在不斷增長，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減少弱勢就業的行動難以取得進展。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這些類別的勞動者所占比例非常高。2018年在發展中國家占總就業人數的76.4%，在新興國家則占46.2%。
在自營工作和貢獻收入的家庭工作的構成中存在著極大的性別差異。在過去的10年中，從事上述兩種工作的男性比例小幅下降，而貢獻收入的女性家庭勞動力比例下降了4.6個百分點，女性自營作業者的比例則增加1.8個百分點。其結果是，2018年全球男性自營作業者的比例為36.2%，比女性高10個百分點。相比之下，貢獻收入的女性家庭勞動力比率是男性的兩倍多。在發展中國家，2018年貢獻收入的家庭女性勞動力占女性就業人數的42.3%，而男性這一比例僅為20.2%。而這個趨勢，預計到2021年間不會出現任何改善。與此相反，新興國家貢獻收入的家庭女性勞動力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下降，從2009年的22.8%降至2018年的17%。與此同時，女性自營作業者的比例增加了2.4個百分點，這個變化，可能是部分女性勞動者從貢獻收入的家庭勞動力轉變為自雇所導致。在已開發國家，女性自營工作者和貢獻收入的女性家庭勞動力的人數有限，2018年僅分別占全部女性就業人數的6.9%和1.6%。
在所有國家中，自營作業者和貢獻收入的家庭勞動力的勞動市場地位都面臨著難以獲得一般勞動者擁有的大量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這一風險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格外地大，因為這些就業類別就是非典型、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缺乏社會保障的象徵。更具體地說，自營工作似乎並不是改善勞動力市場機會的墊腳石。事實上，女性自營工作者最終成為雇主的可能性很低。在全球範圍內，女性雇主，也就是擁有雇員的自雇女性，在2018年僅占總就業人數的1.7%（與1990的1.5%相比僅略微上升），而男性雇主占4%。即便在這一比例較高的已開發國家（2018年女性雇主占2.2%），在獲取經營和管理職位方面，職業女性仍面臨著勞動市場壁壘。例如，儘管與20年前相比，如今有更多的女性擔任中高層管理職位，但很少有人被任命為最高職位，在大公司尤為如此。根據最新的估計，在大多數已開發國家，女性在中高層管理職位中所占比例不到三分之一，而在上市公司CEO中女性所占比例不到5%。
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仍有大量女性從事非典型勞動
特別是在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自營作業者和貢獻收入的家庭勞動者很有可能被定義為地下經濟。主要是因為自營作業者通常不會登記立案，而貢獻收入的家庭勞動者則不會簽署書面勞僱契約同，因此常常不受勞動法律、社會保障和相關集體協議的保護。但是，這些勞動者並不是唯一受到勞動力市場系統性風險影響的就業人口類別。廣泛的非典型勞動包括，地下經濟的勞動者和正式部門中從事非正職工作的勞動者。
發展中國家女性非典型就業比例過高，部分原因是由於貢獻收入的女性家庭勞動者比例較高，這一部分女性約占發展中國家非典型勞動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在包括農業工人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女性非典型勞動的比例比男性高出4.6個百分點，而在最近一年的資料中，不包括農業工人時，女性比例比男性高7.8個百分點。在一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這種性別差距更是平均超過20個百分點。在近三分之一有資料可查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中，非農業就業女性從事非典型勞動的比例超過90％，而男性則約為82％左右。相比之下，新興國家男性非典型勞動的比例（70％）要高於女性（65％）。這主要反映了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新興國家的趨勢，即女性從事非農、非典型勞動的比例通常低於男性，但在孟加拉，柬埔寨和越南等國家也有一些明顯的例外。儘管如此，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新興國家在非農業部門就業的女性的非典型勞動率仍然很高，其平均值為58％，而男性則為65％。
不分性別皆面臨工作貧窮
許多國家，從事有償工作並不是脫貧的充分條件。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多達四分之一的勞動男性和女性生活在中等貧窮線以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家庭收入或每天消費不足3.10美元）。
雖然女性在低收入勞動力中所占比例較高，但在一些國家，她們比男性更有可能將這些收入拿來補貼家用，從而有助於家庭擺脫貧困。對阿拉伯國家普遍來說，有13%的工作女性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而男性則有22%。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卻出現了截然相反的情況，63％的勞動女性生活在貧窮中，而男性只有59％。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出現了較大的工作貧窮性別差距，這個現象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反映出這些國家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可能性幾乎與男性持平。然而，女性仍然更有可能受雇于維持生計的活動和以家庭為基礎的生產。事實上，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是自營作業和貢獻收入的家庭就業性別差距最大的地區，代表這是導致這個地區女性比男性更貧困的主要原因，但在研究其中的關係時還需要考慮到其他因素，如家庭中賺取收入的人數和是否擁有福利收入等其他收入。相比之下，在新興國家，男性身處工作貧窮的可能性要高於女性。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女性勞動參與率較低，而非女性在面對工作貧窮時的問題得到改善。
在平均工資方面，性別差距也持續存在。例如，在已開發國家、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樣本中，發現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20％。導致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女性在收入較低的部門和職業中佔據了過高的比例。此外，集體談判和最低工資等提升勞動條件機制和政策的弱化（或缺乏）也是造成性別工資長期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差距加劇了社會保障差距
無法獲得充分的社會保障並不是女性獨有的問題。許多較富裕國家的財政緊縮政策以及貧困地區福利水平的持續低靡，意味著所有勞動者都面臨著社會保障的差距。儘管如此，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差距和從事非典型的就業形式（不規律的工作時間和不連續的工作模式）共同導致了社會保障中性別差距的產生。在獲老年給付方面，與男性相比，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低、性別薪資差距大、職業生涯縮短或中斷的可能性大、從事非正職和易受影響工作的可能性高，所有這些都對她們在社會保險型養老計畫中積累老年給付的能力產生了消極影響。事實上，這些因素造成了女性的老年給付涵蓋率低、給付低，最終導致女性老年貧窮水準高於男性。
因此，關注解決性別不平等和縮小男女老年給付差距的措施，例如在公共養老金計畫中加入家庭照顧期，是極為重要的。此外，為了確保女性至少獲得一項基本老年給付，稅收型的老年津貼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由於這類福利水準往往較低，無法彌補繳費不足的問題，因此此種類型通常無法為老年人提供足夠的收入保障。因此，縮小勞動力市場和就業方面的性別差距，對確保女性獲得充分的社會保障具有重要的連鎖效應。
需要採取大量的額外措施以縮小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差距
在過去十年中，各國政府、雇主和工人及其代表組織共同實施了一系列措施，以應對女性在勞動市場所面臨的挑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提供家庭支援、女性為主的非典型勞動（如家庭勞動）關鍵領域的正規化、以及解決垂直的性別隔離（尤其是在通過改革可減少性別歧視的領域）等方面所取得的進展。男女獲得尊嚴勞動機會的差距，是全球在實現一個更加公平、包容的勞動力市場過程中面臨的主要障礙，除非採取更多措施解決上述長期存在的性別差異，否則未來幾年情況仍將如此。事實上，非典型勞動和工作貧困的全球性挑戰也源於部門和職業的性別隔離模式，這種模式在系統上就限制了女性獲得更好工作機會。這表示，解決女性面臨的勞動力市場挑戰不僅需要政府、雇主和工會的努力以縮小勞動力市場的差距，還需要採取措施消除女性所面臨的不平等要求。
因此，減少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差距，需要採取綜合措施和專門針對女性的措施，這最終將有助於社會福利的發展。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推動非典型勞動轉為正職就業仍然面臨著懸而未決的挑戰，對農業部門的農村女性而言尤為如此。推動農業和非農業經濟活動的分類將會使得這些活動更加常態化，同時通過收入多樣化可以減少工作貧窮發生的幾率。不斷提高女性參加正規教育、職業訓練和創業專案的參與對於女性朝向尊嚴勞動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通過擴大兒童相關服務的涵蓋面以及促進家庭責任在家庭成員（甚至當地社區）間平均分配，可以大大提高家庭扶持公共政策的影響和效力。更普遍地說，所有國家和相關利益集團都應通過確保女性獲得高品質就業，減少教育和工作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歧視，認識、減少和重新分配女性目前過重的照料負擔和家庭責任等措施，應該持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