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隨著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人手一機的時代提供許多新穎商業模式前仆後繼的養份，各種講求即時和迅速的平台及零工經濟等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與此同時，這種與通訊科技緊密鑲嵌的產業以「新創」的姿態迅速擴散，不僅改變了既有的產業界線，更讓目前受傳統勞動及社會法制保障的職業分類，受到嚴峻的挑戰，許多人投入這些標榜自由、彈性及沒有限制的工作型態，到底是從既有朝九晚五、苦悶但卻受保障的工作中解放，還是陷入更嚴重的剝削之中，成為近年來全球勞工運動關注的議題。

　　的確，這是一個不容易回應的議題。作為一個長期的勞工運動組織和倡議工作者，對於這種看似不可逆的產業和就業趨勢，當然帶著許多擔憂，畢竟我們不難從學術和媒體的分析察知其中的隱憂，尤其是身處在難以歸類法律從屬性的勞工而言，模糊不清又難以界定的多方關係，總是讓他們擺盪在「正負評」的希望與絕望之間。無疑，這個缺口將成為下一個階段各國社會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然而，誰會選擇零工經濟？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往往讓解決問題的努力更為艱難。選擇投入零工經濟者，從擁有技術但卻渴望彈性自主，或基於特殊需求（兼職、求學及照顧等）而需要彈性自由調配工作時間，到基於就業困境只能選擇進入門檻較低者都有，此外，也存在只為滿足因職業轉換過程中的臨時性需求等。但根據一份針對歐洲青年就業的調查報告，這類型的勞動已經成為許多青年世代嚮往的一種生活方式，因此，如何填補因分類錯誤進而導致社會和勞動保護不足等問題，確保社會的永續平等，也成為歐盟各國迫切的重要課題。例如，西班牙法院就於日前判定Deliveroo（戶戶送）點餐外送平台與送貨員之間為「僱傭」而非「承攬」，而類似這樣的法律問題，也同時出現在世界各國。

　　在台灣，除了大家熟悉的Uber模式之外，各種零工經濟模式快速擴散，逐漸成為社會的日常。當我們看到穿梭在路上辛苦勞動的代送者，除了理論和法理上的討論和理解之外，無論是政府亦或是社會，都應正視這群暴露在許多法律死角的勞工可能遭遇的風險，並更進一步釐清可以介入保護的法律關係，讓每一個辛苦勞動中的人，都受到法律最起碼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