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敬舒(工作貧窮研究室主任)

　　隨著教師退休人口遞增，但在職教師人數又因少子女化而遞減，導致退撫基金的教育人員帳戶自103年起出現支出大於收入。一群青年女教師日前大聲疾呼要求年金改革應溯既往，不應片面要求年輕人「晚退、多繳、少領」，否則將發動拒繳退撫基金。

　　綜觀各國年金制度改革的因應之道，雖不乏「繳多、領少、延後退」的前例，但上述三項作為充其量只是政策工具，並非鐵律，且最終改革能否符合「世代互助」的社會合意，從而落實青年安心與老年安養之雙重要件，方是此次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

年金制度不公已引發棄保效應

　　年金制度是奠基於老年經濟安全的保障，不論是「隨收隨付公共年金」（pay-as-you-go financed public pension）體系所標舉的世代互助性質，或是「私人提存年金模式」（funded pension）所強調的個人責任，均蘊含著對老年尊嚴生活的期待。然而，我國年金制度多年下來的演進結果，卻一再擴大各年金體系間的零碎與差異，非僅未能趨於一致，更因職業別與世代別的「差距」而爭議不斷，也益發突顯源自於貧窮社會的風險與衝突。

　　按理，年金是對抗老年貧窮的重要制度。國家透過年金制度有效削減老貧的風險，對青年工作人口而言，正意味著不論職涯成敗，只需成就保險契約要件，在老年後均能經由社會保險獲得充份的生活保障，故良好的年金制度無疑是讓青年放手開創自我人生的鼓勵。

　　然而，當前各年金制度卻因零碎、職業分立和差別待遇等發展歧異，造成少數人過度保障與多數人保障不足的制度反差，讓青年世代愈趨認定自身所繳納的保費與稅捐，不僅缺乏資源配置效率，更難以累積自身的未來保障，就像一紙只剩繳納義務卻難以領回的無效定存，從前述女教師的集體不滿，足見青年世代已泛起拋棄債務繼承的「棄保」（放棄各年金保險）效應。

青年貧窮化擴大世代相對剝奪感

　　若要將青年對年金制度不滿的反應解讀為世代對立，倒不如說是發自對青年貧窮的下意識反抗。倘若我國的經濟果實得以合理分配，則當代勞動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便與經濟成長相符，自然是倍於前輩世代，即便生育率降低，仍可適度抵消高齡化的人口結構衝擊。

　　然而真實環境卻是政府長期放任低薪及減稅，犧牲勞動權益及財政衡平的政治思維，雖換得血汗經濟的成長，卻擴大貧富差距與階級僵化，導致當代青年面臨前所未有的工作貧窮與財政赤字雙重夾擊，又扛著年金債務，幾次年金改革的連番失敗，使得青年貧窮的不滿，積累成世代的矛盾。

　　對青年而言，不正義的年金形同在弱勢身上榨取更多資源給予優勢者，原本該是世代互助的制度，在分配不均中持續質變，當繳費者不論貧富，均預期到未來必須承擔更大的保費責任及債務負擔，又看見部分資源流向原屬優勢者，必然轉而產生世代的相對剝奪感，並內化為社會衝突。

　　社會衝突功能理論雖然認為，衝突的目標、價值或利益若未絕對抵觸，則衝突本身是有助於內部理解及適應，對社會結構也具備積極功能；但若是鬥爭雙方不再接受社會系統所依賴的基本價值，造成系統漸失其合法性，則衝突擴大極可能毀滅原有的社會結構。倘若此次改革最終仍舊未能獲得青年世代的認同與支持，不難想像原已薄弱的世代互助與互信，更將加速崩毀。

年金制度首重均等義務

　　當前年金制度中職業分立的差別待遇，以及世代支付爭議兩大矛盾，其本質均是源於分配不均下的貧窮困境，導致各職業別與世代之間的年金心結難解。前一波的改革思維，正因為過度著重在「繳多、領少、延後退」的財政給付考量，卻同時忽略年金制度中對抗老年貧窮的制度功能，以及青年貧窮難以承受過高的社會移轉，因而功敗垂成。

　　年金體系在各國均屬世代契約，透過當期工作人口的共同支持以降低年老者的貧窮風險，因此年金制度當以世代正義為基礎，從而兼顧老年經濟安全，若改革路徑僅一昧追求老年保障，卻對當期青年世代的生存壓力視而不見，其制度必定走向崩潰。

　　因此，年金改革不僅應著眼於各職業別制度差異的修補，更應衡平考量老貧與青貧的當前社會環境，賦予各職業別與世代之均等義務，重新建構具世代正義精神的互助體系，而適切合理的年金制度才會是青年心甘情願的共同承擔。

刊載於2016/08/25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