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譯於

WSI 2018年2月13日公佈「WSI Minimum Wage Report 2018-Price inflation suppresses real minimum wage growth」

　　「要求適足的最低工資」已經成為歐洲及德國的公眾討論重點。因此 Hans-Böckle基金會內的獨立研究中心-經濟與社會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WSI）全面分析歐洲及世界各國的最低工資發展狀況，發現通貨膨脹阻礙了實質最低工資的成長。

　　WSI總共分析37個國家，其中包括歐盟28個會員國中已制定最低工資法規的22個會員國家（未制定國家為賽普勒斯、義大利、奧地利、丹麥、芬蘭、以及瑞典，部分國家雖無制訂法規，但採用集體談判的方式來做為工資底線，如奧地利）、7個歐盟鄰近國（阿爾巴尼亞、馬其頓、摩爾多瓦、俄羅斯、塞爾維亞、土耳其和烏克蘭） 以及8個已發展工業化的非歐洲經濟體（阿根廷、澳洲、巴西、日本，韓國、加拿大、紐西蘭和美國）。WSI除了觀察名目最低工資的變化之外，也追蹤了通貨膨脹的發展趨勢，並根據各國的匯率與購買力做為換算，如下圖。

註：

1.英國為25以上僱員的全國生活工資。

2.馬其頓與塞爾維亞最低工資為淨工資。

3.加拿大與日本採取區域最低工資，因此為加權平均。

最低工資發展趨勢

　　根據WSI最低工資數據庫中的37個國家中，有26個國家在2018年1月1日提高了最低工資、７個國家則在2017年已調升最低工資，僅有4個國家的最低工資標準維持不變。其中最大的調升發生在羅馬尼亞（成長52.0％），分別在2017年2月1日和2018年1月1日做兩階段調整。其他8個東歐國家和土耳其儘管也有兩位數的增長，主要歸因於該國最低工資原本就過低的關係。

　　而葡萄牙（成長4.1％），西班牙（成長4.0％）和愛爾蘭（成長3.2％）的最低工資，則是在歷經歐元危機長期停滯後終於有所調整；但在希臘，則早在2012年3月「三頭馬車（國際貨幣基金、歐盟和歐洲央行）」提出緊縮政策後，就已經呈現凍結的狀態。在英國，國民生活工資於2017年4月1日調升4.2％，並將在2018年4月1日進一步調升4.4％。相比之下，其他絕大數西歐國家，最低工資調整的幅度只略近於通貨膨脹水平。其中包括比利時（調升 2.0％），荷蘭（調升 1.7％）和法國（調升 1.2％）。德國和盧森堡則沒有調整最低工資，德國更是全歐洲唯一採取兩年審議一次的國家。

　　在歐洲以外的最低工資變化，以韓國的調幅最為巨大（調升 16.4％），文在寅政府更採取了2020年將最低工資提高到10,000韓元（7.83歐元）的政策，與2017年1月1日相比，總體增幅將達到55％。在日本，政府開始了一項經濟改革計劃（安倍經濟學），其中包括年度最低工資成長3％。不尋常的是，這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該組織甚至呼籲進一步採取促進工資增長的措施。
　　相比之下，美國的最低工資，自2009年調升後就停滯至今。雖然歐巴馬政府企圖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10.10美元，來讓低收入群體參與經濟復甦，但該計劃最終在國會遭到多數黨共和黨的阻撓。

2018年名目最低工資增長率(與2017年1月1日相比)

　　根據下圖歐盟最低工資成長率中位數的變化，可以看出，雖然2018年的名目最低工資成長了4.4％。然而，不斷上漲的消費者價格，特別是食品和能源價格的上漲，使得實質最低工資僅成長了2.8％。而最低工資調整在2009~2013年這段時間長期的低靡不振，使得工資成長往往抵不上價格上漲，而在這幾年，最低工資增長率已回到經濟危機前普遍的水平。

歐盟最低工資成長率中位數變化(2000年~2018年)

最低工資和國家薪酬結構
　　WSI指出作為工資底線，最低工資與國家的總體工資結構密切相關，並進而影響它。在最低工資較高的地方，不僅直接受益於最低工資收入者，而且通過與集體談判制度的相互作用，還可將薪資上升至法定最低工資之上，並降低薪資不均等的現象。而從德國2015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以來，確實出現了這些溢出效應。在一些公司，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連帶提高了平均薪資，並縮小了薪資差距。相比之下，最低工資標準仍過低，難以分辨是否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實際影響。

　　因此，最低工資制度是否能發揮實質影響，取決於最低工資與整體薪資結構之間的關係。美國勞工統計學者Hyman Kaitz提出，最低工資的水平應該用實際收入之間的比率來衡量。Kaitz指數最初採用的是平均工資，但後來為了排除極端值，因此改以中位數取代平均數。

　　從上表可以看出，普遍國家最低工資的標準都低於OECD所訂的薪資水準指標，即「低於薪資中位數的2/3，就屬於低薪」。有些國家的最低工資甚至更低於中位數的50%，而這個薪資標準將無法維持尊嚴生活導致貧困。WSI並認為，如果缺乏建全的集體談判制度，最低工資制度本身將無法抑制低薪產業的擴張。因此，「最低工資法制化」應視為對集體談判的助力，而不是取代集體談判。 此外，要發揮這些成效，最低工資必須達到一定水準。

歐洲最低工資制度的未來展望

　　在2018年初，許多歐洲國家的最低工資水準大幅提高，雖然因物價上漲的因素使得實際購買力的成長速度仍然有限。儘管經濟和就業前景有所改善，但仍過於緩慢，並且往往未能充分分配。「提高最低工資」已成為支持歐洲工資總體發展的重要因素。東歐的最低工資的增長率普遍都較高，雖然東歐的最低工資起初都較低，但近期的增長已經開始逐漸追趕上西歐國家。相比之下，西歐的最低工資僅略微上升而已，而法國的最低工資成長更低於通貨膨脹。
　　與大多數其他歐盟成員國不同，德國的最低工資在2018年年初沒有根據法定的兩年增長機制進行調整。因此，德國領取最低工資者，將得面對實質薪資下降的現實，直到2019年1月1日的下一次調整。在2018年年中，德國最低工資委員會將依照總體經濟與社會評估的結果，發布最低工資調整建議。然而，如果只單從Kaitz指數來衡量時，德國的最低工資水平仍屬於偏低的一方。

　　2017年9月，法國總統馬克宏在一次被稱為「歐洲倡議」的演講中，呼籲制定「歐洲共同最低社會標準」和「融合規則」，包括「考慮到經濟現實每個國家的最低工資都在逐步走向融合」。關於歐洲最低工資問題的討論也符合「歐洲社會權利支柱」，該支柱明確提到「公平的工資能夠提供有尊嚴的生活」和「足夠的最低工資」。

　　而在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基督教社會聯盟（CSU）和德國社會民主黨（SPD）之間的聯盟已經達成共識，新的德國政府將尋求發展「歐洲最低工資與基本收入」。
　　歐洲工會聯合會（ETUC）提出，法定最低工資原則上應該是足以維持尊嚴生活標準的「生活工資」，並且至少相當於全國工資中位數的60％，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代表歐洲大多數國家都必須大幅提高最低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