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書瑋／台灣勞工陣線副秘書長編輯報導

　　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之間的分歧揭示了管控平台經濟的真正挑戰。

　　平台經濟是不斷變化的，儘管受到越來越多的媒體和政策關注，但事實證明它難以監管。鑑於僱傭關係、商業模式、平台工作類型和跨境問題的異質性，這並不奇怪。

　　近年來，歐盟成員國採取了多項舉措和法院裁決，以解決平台勞動者的就業權利和工作條件。然而，零散的管控已經暴露了它的局限性。Eurofound 研究表明，現有舉措通常無法為平台勞動者和平台公司提供確保良好工作條件和公平競爭環境所需的監管可預測性和法律確定性。

文/吳季璇，(現就讀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台灣勞工陣線2021年實習生)

　　隨著網路科技快速發展，新經濟模式如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蓬勃發展，而勞動市場也出現新的發展趨勢，有別於傳統上以「典型勞動關係」為主的勞動型態，投入零工經濟（gig economy）等新興的勞動型態的工作者快速增加。台灣的平台經濟發展以食品外送平台發展的尤爲迅速，也最受到社會的關注，根據勞動部統計調查（2020），台灣美食外送員人數已有將近88,000人。他們有別於傳統工作長時間服務固定雇主，而是由平台業者透過APP或網站來整合消費者、餐飲業者和外送員三方。這群工作者雖然享有安排工作的絕對自由和彈性，但同時也面對較高的工作風險、不健全的勞動條件保障。隨著從事零工經濟工作者人口的增加，相關的勞動問題也逐漸浮現，最引起社會關注的莫過於頻繁發生的外送員車禍事件，從2019年10月至2021年3月，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僅僅台北市就發生了2,971起平台外送員車禍事故，相當於平均每天有5.5件車禍，然而平台業者主張其與外送員之間為承攬關係而非僱傭關係，因此平台外送員可能因不受勞基法保障而無法請領勞保的職災保險給付，事故發生後平台業者並未主動通報職業災害，也不願承擔雇主職災補償責任。而2021年3月起foodpanda和Uber Eats兩大美食外送平台更是再次大幅度調整計薪方式以及獎勵制度，從固定配送費改為浮動費率，引發外送員的不滿，也讓他們的勞動處境更加惡化。這些事件都凸顯了平台外送員勞動保障不足的問題，以及平台業者單方面的更動勞動條件，從未與外送員進行任何協商，剝奪了外送員的自主性。

楊書瑋／台灣勞工陣線教育推廣部主任編輯報導

　　平台經濟加劇了企業與員工之間的權力失衡，只有透過集體發聲才能彌補。

　　疫情的蔓延的，證明了平台經濟在當地社區提供基本服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同時也凸顯了平台工作者的內在脆弱性和不穩定因素。然而，儘管平台經濟的規模和重要性正在擴大，但可預期的，其中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

　　在疫情流行之前，本文作者Maria Mexi與[1]四位瑞士、德國、希臘和英國四位研究人員，就勞工在平台經濟中的經歷與社會夥伴反應進行了實地調查。從中發現數位勞動力市場中，常出現的臨時和非典型工作安排，加劇了勞工與雇主之間的權力失衡。而在這四個國家的報告中顯示，平台運作的運作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加劇了對勞動者的剝削。

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編輯報導

　　近年來，隨著通訊科技快速發展和消費習慣的改變，各類以「網路數位平臺」為基本的勞動型態持續擴張當中，雖然從各國的勞動統計發現從業人數仍然有限，但平台、顧客及勞工之間不明的法律關係，儼然已對傳統的「勞資關係」產生極大的壓力。尤其， COVID- 19疫情大流行提供了這個商業和勞動模式更多發展的契機，越來越多人選擇或被迫選擇投入這個看似自由，但卻缺乏傳統勞動及社會保障的工作行列，進而產生若干勞動權益的缺口，已成為各國政府、工會及社會急迫欲解決的問題。

　　隨著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提供許多新穎商業模式養份，各種講求即時和迅速的平台及零工經濟等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不僅改變了既有的產業界線，更讓目前受傳統勞動及社會法制保障的職業分類受到嚴峻的挑戰，根據勞動部統計，台灣從事外送員人數在2019年底已逼近5萬人。為了理解目前平台外送人員工作樣態，台灣勞工陣線特別於2020年7月至9月網路徵集平台外送人員問卷調查，共回收126問卷並加以分析，檢視外送人員真實的勞動樣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