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敬舒(台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
跨過2008年的金融海嘯，全球經濟步入漸進式復甦。儘管主要國家的失業率已經趨緩，但失業率下降並未替勞工帶來「均富」生活。低工資、不穩定工時，居住成本上升及福利削減的實質收入損失，卻有更多就業者流入貧困。何以勞工奮力掙扎擺脫失業，卻依舊無法逃脫貧困？平台經濟的崛起只怕得負起不小的責任。
平台資本主義的崛起
平台經濟是共享經濟的資本主義版本。以Uber為例，熟悉脈絡者均知早年為降低碳排及能源消耗逐漸發展出城市內的共乘運動。這種分享與分擔剩餘物資(空置的座位)及費用(油資)作為對應氣候變遷的創新行為，逐漸形成以社會利益為使命的共享經濟(shareing economy)。為快速媒合身在不同角落的居民快速且便利參與共乘，遂出現數據媒合的共乘程式，於是Uber的市場立基－有車者可賺取外快，消費者也減少費用負擔－也隨之出現。直到風險資金嗅到這股新興商業模式的潛在價值，大舉投入各類型平台追求快速獲利，共享經濟也隨著變調並變質為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不僅模糊創新的原初目的，更製造出新的社會問題與矛盾。
Uber以優越的應用程式媒合乘客和司機的乘車服務而成為產業龍頭，卻創造出一群介於受雇和自營職業之間的灰色勞動者，數十萬Uber司機被定位成個人租賃而非受雇員工，Uber只是乘客與租賃車的媒合平台而已。但諸多研究資料指出扣除成本費用後平均時薪僅9美元，只比美國聯邦最低工資高出一些，許多相信自由工作美夢投身成為專職者，如今大夢初醒卻已背負不少債務，甚至自殺，但Uber前執行長Travis Kalanick卻安穩的坐擁48億美元資產。
新型態平台將工作關係轉化為個人委任，已經直接撼動傳統勞動關係。美國勞動關係委員會(NLRB)在2019年5月已針對Uber司機身份以備忘錄形式做出「該公司的司機是承包商，而非僱員」的認定。表面上自營者擁有更靈活的工作安排，實際上平台仍可藉由評點制度進行組織控制，再加上有勞才有得的屬性，平台工作者必須支付更多工時才能湊合著生活，這種製造大量不穩定就業卻被過度溢美的自由工作，非但無法讓人掙脫勞動得到自由，甚至將人推入貧窮陷阱。然而全球湧現的平台仍持續將自營人口推破歷史高峰，根據美國自由工作者聯盟(Freelancers Union)研究統計[1]，2017年全美有多達5730萬名自由工作者已占全體勞工的36%，十年後將超過總受雇工作人口；在英國則是盛行「Gig Economy」(零工經濟)，企業同樣利用零時契約(有出勤才有收入)大量導入兼職工或租賃模式降低成本，平台經濟幾乎成為工作貧窮的同義詞。
平台的解毒劑
時代進步少不了創新，平台經濟挾著數據技術與自由工作也視為創新典範，可見創新二字因為太過於政治正確，總讓社會忘卻創新也有社會風險。密切關注平台發展的ILO 在《Work for a brighter future》中主張，實現技術的潛力與降低失業及資本對勞動力支配威脅，是可以並行不悖，關鍵在於推動集體所有制和民主治理模式。ILO認為可以透過合作社強化平台經濟中工人的聲音和代表性，例如由自由工作者共同組織成合作社，就能夠為工人及市場提供有尊嚴的需求服務。
平台合作社已有多年的實踐基礎。對應Uber，美國丹佛市就有一家結合數據技術與平等合作的計程車合作社。於2014年成立的Green Taxi Cooperative是由800多名社經地位相對弱勢的司機所組成，約占丹佛市出租車司機三分之一的總量，成為美國第二大工人合作社。Green Taxi藉由優秀數據服務及在地優勢，與丹佛市企業簽議租賃契約，順利突破Uber和Lyft的市場優勢，更奪下當地租賃車57%的市占率，證明合作社成員共同行使組織控制和所有權具有市場可行性，這種成功模式也引起示範性效益，在美國費城、波士頓、巴爾的摩、紐約和舊金山也陸續出現平台合作社的模式複製。
結合數據創新及合作化的平台合作社，對應平台經濟「不透明、不民主、外部性」三大爭議而成為資本主義的解毒劑。平台經濟中資本完全壟斷技術及利益的控制權力，並將貧窮外部化由社會承擔；在平台合作社中，全體勞務提供者即為組織控制者，必定得在資訊透明、民主管理及平等分配中共同運作平台，所以就算是零散弱勢的個體，藉由集體合作照樣能夠收回平台控制權與克服市場競爭，具體實踐經濟民主。如今，台灣街頭充斥著送餐平台的小綿羊群，同樣面臨毫無保障的工作貧窮處境，面對不斷製造出弱勢工作者的平台商業，如何藉由經濟民主反轉平台的顯性剝削，無疑是勞工運動接續的關鍵課題。
本文刊載於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第223期月刊【經濟民主ABC專欄】
圖片來源為Co-operatives 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