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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SY 2020年4月4日公佈「IUSY's Statement on COVID-19」

　　近期全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的危機，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激起了各國重要領袖及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激烈的政治辯論，證明了我們現在所面臨的不僅是病毒傳播的情況，更是現代文明的變化。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的傳播確實引起人們的健康危機。有鑑於人與人之間交流模式，以及人們在知識社會中對於交換與回應訊息方式的改變，我們可以說病毒的傳播更影響我們長期經濟的表現，並帶給我們巨大的社會衝擊。瞬息之間，全球所造成的影響重擊了人們，逼得國家、社區與基層人民不得不做出相對應的回應。

　　雖然所有的人們都暴露於感染病毒的風險，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受到同樣的保護，以抵禦感染的威脅。目前主要受到病毒所造成的災情的國家大致上都有足夠的能力及充足的醫療系統得以應付。然而，病毒的危害並非僅停留於這些足以應付的國家，更南移至那些本就充斥社會不平等、無法確保醫療人權的資源匱乏的國家。

　　國家是否能在這場危機中發揮重要的角色功能，就端看國家是否能透過公共衛生體系來診斷人們是否被病毒感染。就算是針對沒有收入或是透過特定政策領取微薄收入的人們，國家也應要確保他們能與擁有較多資源的人們一樣享有同等的隔離措施。

　　過去那段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不斷強化與壯大的時期，那時的情況迫使我們去思考，國家，作為人們所訂出的社會契約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然而，在那個時候，那樣的討論並無法讓我們去認知國家本質的重要性，僅是挑戰我們去拓展對國家的想像是什麼，什麼樣的國家才足以應付接下來好幾十年的危機，就像是我們這次遇到的危機。

　　然而，現在我們面對的不僅是疾病的大流行，最終我們所面對的更是政治環境的改變。其中一個潛在的可能是，當我們面對非常急迫的問題，某些國家為了尋求一定的效率、和平與秩序，我們的民主化程度勢必會降低，而自由作為民主的基本價值勢必會犧牲。現在，我們雖然為了要保護公共的利益，衡量如何維持各個階層的團結，勢必會犧牲掉部分的自由。儘管有許多國家，他們透過開啟某些憲政例外(constitutional exception)。但我們千萬不能將這樣有害的情況正常化。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許多國家正在經歷社會孤立的情況。而宵禁、或是強制隔離並不能作為我們侵害人權的理由。地方管制的主管機關及國際權威組織，在透過公權力執行維持公共秩序及安全時，必須確保到過度侵害人權的情況並不會發生。於此同時，我們必須強化國與國之間的連結，並且不要因為疫情的緣故就永久關閉國與國之間的合作空間。

　　同樣地，在大量隔離的情境下，一連串的性別暴力事件變得更加隱蔽無法察覺。我們督促政府應該要採取更實際的行動來對抗這樣的情況，例如，透過提供協助工具、安全空間以及能夠讓受害者提出申訴的司法系統。

　　而疫情的肆虐同樣地影響了我們的常規社會，我們不應因此深化對LGBT社群的歧視、對移民的排外情緒以及對身心障礙族群增加所處不友善環境的困境。我們必須訴諸強化我們的公民社會與社會行動來對抗這些恐懼，尤其在這樣的時期，人們的高度參與非常必要的。

　　因此，我們呼籲世界的政治領袖應集結力量去對抗COVID-19這個全球化的威脅。為了保持必要資源能夠有效運用，確保能提供大部分的人們需要且符合公眾利益，這需要一定的力量，而且是跨地緣政治層次的力量。

　　這個全球化的問題必須尋求多邊國家的回應，如此一來才能快速地重新振興國家的經濟。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對於那些經濟情勢本就蕭條(suffocation)以及難以套用其他透過調整經濟結構來解決經濟問題的邊陲國家，他們正被推向更加經濟緊縮的陰影當中，因為在疫情爆發的時刻，大量的資源仍挹注到核心國家。因此，我們也主張，那些因應疾病所帶的衝擊的科技政策、醫療與科學方面的合作應該更加普及，特別是對那些擁有較少資源的國家能夠自行研發這類解決方法的國家。

　　事實上，人類的傷亡是否會增加，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會不會持續深化，就取決於我們面對這次疫情所造成的危機的態度。也就是說，我們有機會創造出新文明的維度，讓人們能享有更公平、更社會民主地、文化尊重地以及環保地生活，而這也是我們的這次任務與野心。讓我們來恢復社會主義重要的傳統：讓我們成為能抱持基進民主主義的態度，從社會層次去思考，並且會透過國家行動來替公共利益著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