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喧嚷一時的「縮短工時」案，終於在勞基法修正條文送出衛環委員會而暫告一段落，接下來就只剩政黨協商和法案三讀的程序，而以朝野立委競相提出修正版本的盛況觀察，這次修法無論是在落實週休二日、提高特休假，以及提高加班費計算等，都會有更大的突破。這是繼去年立法院通過一週四十小時修正案後，台灣工時制度變革的另一個契機，對於未來降低年總工時，解決因長工時而導致的過勞問題，應有積極的影響。

　　除了長工時這個造成台灣過勞社會的關鍵決定因素之外，如何解決低薪問題，將成為新政府下一個要面對的難題。無論是從政府薪資調查統計，亦或是從實際勞動市場觀察，低薪事實上並非社會某個族群的專屬特質，而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從服務業到製造業，即使是台灣引以為傲的科技產業，似乎無一倖免的陷在低薪魔咒之中。最終，勞工在長工時和低工資的雙重夾殺之下，只能用更多的工時來換得更多的所得，獨自承受著過勞的苦果。

　　為了回應低薪的問題，蔡總統在選舉時就已提出「最低工資法」的政見，並就職演說中以相當大的篇幅重申解決青年低薪的問題，顯見，低薪問題將是繼縮短工時案後另一個新政府要重點因應的課題。然而，檢視新政府解決低薪問題的決心，在今年的基本工資調整中，最終作成調整1,009元，時薪133元的決議，算是近八年來單次調整金額最大的一次，勞工團體雖不滿意，但勉強還能接受，但更期待新政府能夠有更大的魄力整治低薪的就業環境，讓台灣的工薪回到應有的水準，還給勞工一個合理的勞動條件。

　　兌現選舉政見，儘速完成最低工資法，宣示台灣擺脫低薪競爭力的決心，應可是新政府立即可以正面回應的工作。此外，全面檢討造成低薪的結構和系統性因素，包括不當的經濟、勞動和社會福利政策等，把質實提高薪資所得作為核心政策目標，其中包括更強化勞工的集體協商能力、勞工決定薪酬的權益，以及有效的產業民主機制等，一方面合理分配經濟發展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扭轉長期的經濟不公平現象。解決低薪普偏化問題，新政府需要更大的決心。

本文刊載於勞動者1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