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書瑋／台灣勞工陣線教育推廣部主任編輯報導

　　平台經濟加劇了企業與員工之間的權力失衡，只有透過集體發聲才能彌補。

　　疫情的蔓延的，證明了平台經濟在當地社區提供基本服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同時也凸顯了平台工作者的內在脆弱性和不穩定因素。然而，儘管平台經濟的規模和重要性正在擴大，但可預期的，其中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

　　在疫情流行之前，本文作者Maria Mexi與[1]四位瑞士、德國、希臘和英國四位研究人員，就勞工在平台經濟中的經歷與社會夥伴反應進行了實地調查。從中發現數位勞動力市場中，常出現的臨時和非典型工作安排，加劇了勞工與雇主之間的權力失衡。而在這四個國家的報告中顯示，平台運作的運作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加劇了對勞動者的剝削。

嚴厲的批評

　　平台經濟自十年前推出以來，其企業核心價值，就因就業保護不足（不平等工作）、對於傳統企業的搭便車行為（不公平競爭）和消費者保護不足等問題受到嚴厲批評。這一波疫情大流行，更進一步暴露了這一陰暗面。

　　在早期的封鎖期間，數位經濟平台成功地將自身責任轉移到了政府的財政支持和平台工作人員的自身保護上。一些平台甚至在大流行期間加強了對勞工的監視[2]—這有可能在疫情之後變得「常態化」。

　　平台工作者，覺得他們正在失去社會福利和就業權利所需的話語權。然而由於許多國家勞資關係的普遍弱化和僱傭關係個體化的趨勢，這群從業人員組織和建立集體聲音的能力越來越受到質疑。

獨特的障礙

　　與此同時，平台工作者在集體代理方面面臨著獨特的障礙[3]。在過去快速的經濟和勞動力市場變化中，勞工成立了工會來倡議取得他們的利益。但這種組織通常假設有一個雇主、一個工作場所和一系列職責和義務，這些職責和義務可以伴隨著一份持續多年的勞動契約。但是在平台經濟中，這些條件不再明顯。

　　然而，另一個使組織能力複雜化的重要因素，是不同平台中不同部門所從事的工作存在差異。勞工通常與眾多平台[4]綁在一起，這轉化為截然不同的動機、經驗和主張，限制了有效集體行動和利益代表所提供的影響力。

　　此外，平台業者一般不希望被視為「雇主」，這進一步使情況復雜化，因為平台否認了集體談判的存在。

懲戒權

　　議價能力下降，再加上通過演算法的過度監控，反而是摧毀了公司一再吹捧的自由和員工所渴望的自由，同時進一步強化勞工無法影響其工作環境的能力。這些發現強化了有關平台經濟的文獻中受波蘭尼啟發的描述[5]：它代表了市場從福利體系和強大的工會等制度環境中「脫離」，因此勞動力被「重新商品化」。

　　當工作是數位化的、不連續的和全球分散時，集體動員和組織將會面臨挑戰。然而，所有 Uber 或 Deliveroo 的員工都應該有權加入工會，主張自己的權利並掌握自己的工作。 

　　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儘管存在不可否認的困難，工會正在制定[6]新的方法來適應平台工作不斷變化的條件：向平台勞工開放會員資格、建立新的倡議和工會/平台公司談判集體協議。這種努力需要加強和持續，同時要認真考慮平台公司和平台經濟民主化[7]的理念。

社會對話

　　隨著對更多「工作中的民主」(democracy at work)的要求升級，集體談判和社會對話越來越被視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從實證經驗中顯示，協調的談判系統與減少工資不平等和增加就業有關。無論是考量到工作場所使用的新技術或者工作品質的問題，勞工代表和集體談判安排都是關鍵工具，使政府和社會夥伴能夠找到並商定公平、量身定制的解決方案。

　　此外，由於其審議和建議程解的特質，社會對話可以為互利且可持續的，讓平台工作中解決更多問題的提供途徑。它可以通過強制對勞工進行正確分類（為僱員）；通過促進對勞動條件的透明度和公平待遇；通過獲得社會保護、培訓機會和職業健康和安全，以及處理演算法歧視和數據透明和正義，解決平臺與其工人之間的權力不平衡問題。（勞工對於平台持有的關於他們的數據的爭議，可能是未來幾年最具對抗性的問題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工會方面的動員—對於建立公平競爭就顯得至關重要，並通過施加壓力要求更精細的監管，或促使數位平台進入談判桌。要達成這個成果需要全球工會合作，另一方面需要針對特定國家的行動。

一個有包容性的未來

　　簡而言之，對於處於不平衡權力關係中的平台勞工來說，社會對話、勞工組織、代理、發聲和代表的發展，以及通過集體談判的表達是通往更具包容性未來的最可靠途徑。除了學術文獻之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以及歐盟委員會與社會夥伴就如何規範平台工作的討論也證實了這一點。

　　更多的研究和政策行動將有助於塑造未來的能量，為政府、平台企業和勞工之間的結構性對話和集體談判建立國家或全球框架。這應該是使整個平台經濟民主化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 — 從治理到個別工人共同組織和就其工作做出決策的能力。

本文編譯於由日內瓦研究院的阿爾伯特赫希曼民主中心發表

The platform economy—time for more democracy at work

[1] Maria Mexi 博士擔任希臘總統的特別顧問、國際勞工組織的顧問以及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和日內瓦研究生院阿爾伯特赫希曼民主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和研究員。

[2] The Fairwork Project 報告：https://fair.work/wp-content/uploads/sites/97/2020/09/COVID-19-Report-September-2020.pdf

[3] ILO報告：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departments-and-offices/governance/dialogue/WCMS_723431/lang--en/index.htm

[4] ETUC報告：https://www.etuc.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file/2018-09/Prassl%20report%20maquette.pdf

[5]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038038519828906

[6] ILO報告：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24286.pdf

[7] http://labor.ngo.tw/issue/follow-topics/153-economic-democracy/economic-democracy/898-economic-democracy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