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與英國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歷程，雖然一個充滿戲劇性張力與爆發力，另一則是緩進中帶著堅毅的決心向前，然而，歷史的規律某個程度是一致的：資本主義體制出現危機（戰爭），它被證明不但無能解決危機，甚至自己就是危機的製造元兇。某種角度上來說，社會民主政權解救了資本主義體制，它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價值之外，重新找到了「平等」、「公義」，乃至真正的「繁榮」與「自由」的實現。這一期中，讓我們來看看法國的例子。
與德國英國一樣，一切的轉折來自於戰爭的災難。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法國處於極為尷尬的地位：既不是戰勝國，也不是戰敗國，一些用來描述當時法國的字眼，大概就是社會瓦解、經濟崩潰，通敵與反抗，跟戰前沒有太多的差別。戰後法國的首要任務，無異復甦，重建法律的新秩序。顯然德國佔領前的第三共和已一去不返，人們需要一個新的秩序，新的希望，而顯然，它的答案不是「資本主義」。
如同在戰後的英國，資本主義體制被認為是腐化與無能的代名詞，它是落伍的、頑固的、僵化的、短視近利而怯於投資未來的。那些只知維護自己私利的家族企業，缺乏進取精神的商人們，眼中只有如何維護自己的利益，阻斷別人的競爭，以鞏固家族企業的優越地位，事實上，早在戰爭爆發前，法國的資本主義面貌已早失人心：1939年，法國的工廠機器的平均壽命，是美國的四倍，英國的三倍，每一工作時數的生產力是美國的三分之一，英國的一半，一次到二次世界大戰的二十年間，法國人的生活狀況幾乎沒有任何的提升，國民的平均所得繼續停留在1919年的水準。
戰爭的嚴酷考驗更不會放過法國：落後的經濟組織，無疑就是政治與軍事失敗的主要原因，舊有的體系無法供應社會與經濟重建所需，而一大部分的大企業又以與納粹通敵、與維琪政府眉來眼去著稱。
法國因為特殊的政治原因，並沒有像英國或德國一般的社會民主政府的直接出現，換句話說，法國經驗的重點不在政權的易手，因為，「被盟軍解放」的命運，直接牽引法國的命運到戴高樂將軍（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之手。戴高樂雖然頑固，頑固到要砲轟登陸北非法國殖民地的盟軍，雖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到不斷宣稱自己是戰勝國，但是有一點，他的頭腦還是清楚的：在法國，資本主義體制是無能的，是被證明不能倚靠的，因此重點在於：「國家必須出來將權力的槓桿掌握在手」。
戴高樂警告說：你們這些養尊處優、享盡特權的人們注意了，我們是可以放棄你們的，因為你們的行徑，只證明自己的無能與荒謬而已。社會民主的價值，開始取代了戰前自由主義的價值，在強調「平等之上才有真正之自由可言」、「社會與經濟問題的解決不能倚賴資本主義體制」、「國家必須出面擔任主要的核心角色」、「以社會民主的體制，取代形式上自由民主的體制」的思維與共識下，法國真正蛻變了。危機使人們意識到，某些宣稱自己在倫理道德上沒有瑕疵、卻只是在赤裸裸的貫徹自己利益的意識形態，其信用是會破產的。
在所謂法國重建之父 – 亦有人稱他為歐洲統一之父 –Jean Monnet的籌劃下，法國開始了自己獨特的社會民主與經濟復甦之路。曾擔任一次大戰後國際聯盟代理秘書長的Monnet，出身香檳酒商，還曾到中國籌辦多國銀行鐵路大借款，但除了經營獲利之外，Monnet對於宏觀的計畫、偉大的挑戰，總是興致盎然。二次大戰期間，他任職法國流亡政府，負責與同盟國整合有關後勤補給及策劃戰後重建之事宜，他曾經說了一句後來成為舉世名言的話：「美國應該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雖然之後被羅斯福總統的幕僚所剽竊過去，成為美國從中立、綏靖政策轉向的歷史代名詞。
戰後，面臨一片廢墟的法國，Monnet認為要展開重建，關鍵有二：一是國家預算赤字問題的解決，二是經濟體系從頭到腳的現代化。Monnet的看法是：第一個問題只有國家能做，第二個問題，資本主義體系已證明自己沒有辦法做，社會與人民也不再相信，私營利部門真有克服難關的能力。
Frans Masereel，法國戰敗逃亡圖，1940年6月18日：戰後的重建、價值的新生
1945年8月，歐戰結束不到半年， Monnet陪著戴高樂到華府訪問，一天晚上，Monnet終於忍不住的跟戴高樂抱怨：「…你總是說「偉大的法國」， 但我要告訴你實話：法國渺小的很。只有法國人自己創造出偉大的身形，能夠抬頭挺胸，法國才會真正偉大起來…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法國人必須把自己的國家現代化，因為在當前，法國一點也不現代。法國必須從頭改革到腳，沒有退路」。
驕傲又偉大的戴高樂，沉默了片刻，終於說道：你說得沒錯。但是，你願意接下「將法國現代化」這個重任嗎？Monnet當然不會放過歷史給他的機會，他全面設計新的國家經濟計劃，投資方案、投資手段，乃至於經濟龍頭工業的重建。藉著「中央計劃委員會」（Commissariat General du Plan）的成立，Monnet展開了現代化法國經濟體系的工作。
重要的是，Monnet、乃至法國的成功，標榜著一個重要的核心價值：在危機充斥的時代，人民與社會所需要的，其實是紀律、方向、前景、信賴與希望，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片面所謂自由，這也正是社會民主的重要價值內涵：不是為了私利，不是僅著眼於表面的自由，不是仰望基督文明所遺留的倫理（韋伯：「新教倫理帶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植基於公益之上，在社會正義、普遍繁榮的目標之下，資本主義才能延續，社會方能健康的發展下去。
法國的經驗，也許不是一個社會民主政權戲劇性的上台–法國的政治條件並無法容許這樣的情況發生，也或許不是像威瑪德國一般，以工人的力量自己催生政權的誕生，但是，就人們面臨危機的痛定思痛，回顧過往的教訓，一個社會民主價值的深化、乃至實現，卻是與其他國家無分軒輊的。
文／林佳和（東海大學法律系講師）刊載於勞動者1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