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Attlee首相與女工–15年的倫敦社工，社會民主政府的領航者

　　英國的社會民主政黨 – 工黨（Labour Party），成立於世紀交替的1900年，與德國的發展極為類似的，它亦是在工人運動發展到一相當的時期及階段，亦即理解到：必須投入資產階級的體制內政治結構中，尋求對運動更有利的出發基礎（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實現法權要求?（Rechts-forder-ungen）），以從體制內達成改變體制的改革路線時，由工會與支持工人運動的知識份子所組成。不例外的，知識份子的參與與催生，居功厥偉，但是工人運動所累積蘊發的社會力量，方是背後真正的實力基礎。英國工黨曾經在1923及1924兩度執政，成立合計不到三年的少數政府，政事的推行並不順利，一項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工黨在J. R. MacDonald的領導下，不但政策不明，路線不清，而且不斷試圖組織聯合政府，也就是結合自由主義者的保守份子，以解決自己少數政府的窘境，是以造成工黨內部工會陣營的反對，乃至全面退出。換句話說，在如此的政治現實之下，一個所謂真正的「社會民主」，其實是無從實現的。

　　歷史給了工黨及社會民主第二次機會，雖然是代價慘重的機會：第二次世紀大戰的玉石俱焚。英國雖然戰勝，但卻處處殘破，民不聊生，人民處於飢荒、瀕臨死亡的邊緣，如同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日記中所記載的：「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所可能發生之最悲慘的情況…」。國家財政破產，國內與國際金融秩序瓦解，百業面臨全面的崩解，經濟顯得毫無活力，似乎無法從戰爭的驚慄與破壞中回復，當時的人們相信，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英國的處境：摧毀、痛苦、分裂。

1947：大企業的煤礦收歸國有-解救社會的行政治行動之一

　　有一跟接下來工黨執政（1945年波茲坦會議期間大選的拉下邱吉爾）、乃至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有著關鍵性影響的現象：英國人民意識中，資本主義的全面破產。當時的英國歷史學家Alan Taylor寫道：「在歐洲，沒有人相信所謂的美國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因為它就是大企業主的同義詞。或者，更精準一點的說：那些還在相信的人，是大家所唾棄的政黨，是一群沒有未來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命運，跟1688年雅各賓黨人沒有兩樣…」。在普遍的國民認知中，資本主義道德敗壞，只談貪婪，不知何謂理想，盲目的支持社會的不平等，不但不符合社會的期許，更赤裸一點的說：世界大戰的元兇根本就是資本主義工黨接下了這項歷史任務。獲得政權之後，工黨真正塑立了一個英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政府路線，簡言之，就是以「解決失業」，作為自己的理性堅持（raison d’etre）。工黨認為，英國的資本主義，已經被證明無能，它投資太少，沒有企業倫理與道德，只知貪婪獲益，賺取暴利，並不忘掠奪勞動者。工黨的決定是：放棄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遠離作為英國經濟哲學的十九世紀傳統自由主義。執政後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全民健保，所謂的國家健康服務醫療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退休年金制度，投資國民的教育，興建國民住宅，並且採取一切的手段，努力創造充分就業。相對於歐洲大陸希特勒式的「權力國家」（Machtstaat），工黨把自己的理想國度，除了稱之為一次大戰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所傲稱的?英雄之家?（homes fit for heroes），或是工黨在選戰中所自封的「新耶路撒冷」以外，接連的實踐與行動，又替英國發明了一個至今世界上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詞：社會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

　　英國與德國的歷史命運與發展進程，當然完全不同。德國經常呈現斷裂式的時代交替，社會必須去面對天崩地裂般的變天，某個程度上來說，英國人是較為幸運的，不論歷史的挑戰為何，英國總是在內國秩序的和平狀態下，完成時代的更迭。但同樣的，在國家與社會面臨劇變，遭逢生死關頭的挑戰時，一個以工人運動為後盾，一個反資本主義、以崇尚社會公平正義、平等與尊嚴為目標的社會力量，才有可能挽救國家與社會，在存亡的關鍵一役中，獲得最後的勝利。吾人又回到一個相似的歷史邏輯：時代在巨大災難之後的轉折點，要挽救國家與社會，唯一的憑藉，恐怕仍是自主覺醒的大眾勞動者，集結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德國的以武力對抗反動，亦或英國的以選票投下不信任，以社會民主的價值為後盾，落實自己的社會民主政策，方有成就的可能。

文／林佳和（東海大學法律系講師）刊載於勞動者132期

社會民主的譜系學一：工會與社會民主政黨的出現

社會民主的譜系學二：工會與社會民主政府的出現（一）德國

社會民主的譜系學三：工會與社會民主政府的出現（二）英國

社會民主的譜系學四：工會與社會民主政府的出現（三）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