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治理的興起，1995年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成為女性政治賦權推廣重要的轉折點，而2002年之後OECD的發展援助委員會(DAC)成員對接受援助國家的報告中，開始將性別援助問題納入政策目標，且必須明確說明促進了哪些性別平等面向。另一方面，DAC援助對象開始從國家政府層次移轉至國內部門與民間組織，以減少受援者對援助資源上下其手的機會。

就在傳統捐助者目標轉向的同時，新興的捐助者浮現，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等國，受援國的替代援助來源。以中國與印度為例，他們既是發展中國家也同時作為捐助者，援助計畫更加偏好強制性制度（imposed institutions）與利益導向，以此確保援助執行不會受到干擾並更加重視項目的商業收益。

中國在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與2002年規劃的「走出去」政策，使得其成為DAC以外的援助主力。雖然他們主張採行不干涉受援國內部政治的援助計劃，卻間接輸出以國家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使受援國的經濟發展決策僅由少數菁英所主導。再者，中國對外援助項目與其國內的計劃經濟有關，一部分是輸出國內基礎建設的人力與技術，另一部分的是確保經濟戰略物資的穩定供應，但這些項目很可能伴隨資源詛咒的效果。

近期研究指出資源與援助詛咒的相似性，來自於受益者對這些意外之財的可支配程度。當既得利益者能夠自由的分配這些收益時，愈不可能推動制度改革或是改變現有政治決策圈。此外，詛咒本身也反映了經濟結構的組成，以資源財為主的國家更加注重工業的發展，但基於職業間的性別差異將不利於女性參與，且不易於性別平等的發展；當捐助國重視資源財的開發時，同樣會左右受援國的經濟結構，也可能成為主導經濟發展的優勢產業。另一方面，中國援助計畫的執行以當地國企為主，這些企業不但缺乏改革當地的勞動制度改革的動力，也使得處於技術弱勢的女性難以進入優勢產業來改善經濟地位。

雖然DAC與中國看似不相關的援助目標，我們卻無法確認二者並行的後果，尤其是中國援助項目介入受援國經濟與生產部門的運作將有可能塑造性別援助詛咒的環境，如：不利於性別平權發展的高度勞力產業，或是缺乏自主發展的勞動市場與規範。也就是說，中國援助可能會阻斷女性打破傳統社會角色的契機，無法透過有效的經濟參與來提升家庭與社會的地位，也減少了她們獲取政治賦權的機會。

本次【哲學星期五@台北】、【台灣勞工陣線】邀請到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林文正以及政大外交所博士候選人周冠竹兩位學者，帶大家一起深入探討這一議題。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前來交流討論。

(本次活動自由入場、無需事前報名；感謝【左轉有書】維持優質思辨空間，無強制性消費，但是鼓勵大家在店內消費，支持這間搞獨立的書店和咖啡館)。

【時間】2023年10月27日 (五) 19:30–21:30
【地點】左轉有書TouatBooks
【地址】台北市鎮江街3-1號
【主持】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主講】林文正│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與談】周冠竹│政大外交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