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 Burmeister，Vice-President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cialist Youth

　　在全球化的無遠弗界，讓公共資源的運用與分配，不再是單一國家的議題。尤其，反映在「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以及許多建構中的國際架構契約（International Framework Agreement），更讓全球公民必須重新去界定公共資源的範圍。從社會民主的觀點，「公共資源」不一定只指有形的資源，資源的分配、環境的保護與評估，都是其涵括的一部份。

　　社會民主有三價值：自由、正義、團結。社會對於「正義」的界限與定義是有相當大的歧義，例如：「失業保險」所反應的價值是「國家是否有責任分擔人民失業的風險？」。然而，為了共同價值的實現，我們需要透過政治力組織動員起來，共同實現的社會民主的願景目標，進一步形成與執行全球性的政治、經濟、社會間的正義，此目標核心的挑戰在於：「存在於同一社會間的貧富差距、不同國家間的貧富差距、及性別平等的問題。」

　　「社會民主」作為一股挑戰當前「新自由主義」的主力，我們看見的是，在全球化下，「民主」集中在個別國家的情況，必須移轉到國際社會，例如：「公共資源」，並不是一般市場所決定的需求，而是國家的或獨特具公共性質的資源，因此，需要談如何公平正義的分配，其中包括：環保、法律體系、社會安全及全民醫療體系的建立，然而這些定義通常是在個別民主國家的層次，在其他未開發國家尚待定義。

　　公共資源分配的不公義，反映了諸多問題，以下就三個問題點觀之：

一、環境污染

二、南北半球的經濟差距

三、國際金融體系的掌權控制

一、環境污染

　　我們需要透過國際性合作來對抗全球性污染；然而，如何解決呢？具體解決的途徑為何？又由誰來管理介入（WHO）？

　　面對縱橫全球的大問題，國家與個別國家的國民並不具有足夠的解決能力。目前，我們仍然缺乏具治理能力的國際機構，在參與的正當性上，財團與政治的介入多過於社會組織與運作，於是，利益的考量往往多過於對人類的關懷。在這個問題點上，我們更需要全球公民社會的國際觀。

　　在國家間國際合作的角色分配，需要進行協調，建立有致一同的共同目標：人類環境的永續發展。「人類環境」指的不只是環境保護，包括社會環境、正義的環境；「永續發展」是一種保護資源、世代的概念。即「社會正義與公平的架構下，永續循環的世代」的概念。

　　雖然，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永續發展」的目標顯得困難重重，但在很多情況下卻並非只有對立的，而是如同金三角般地相互支援，調和先進國與未開發國家之間利益的衝突與妥協，例如：20%的人口佔用80%的資源便無法永續發展。

　　二十世紀是工業國家無止盡消耗資源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則是永續發展被正確認知與實踐的世紀。其中一項很大的功課便是能源政策，這是氣候問題、全球溫室效應所引發的全球性災難，先進國家的工業生產方式促成經濟發展，開發中國家面臨工業發展與環保問題的同時進行，落後國家則為了經濟發展卻引發更多外債，且受到氣候變遷的波及，例如：孟加拉水資源的遽減，南亞大海嘯等。「京都議定書」便是反應此等全球性問題之下的產物，重點不在於條約內容，而是在於如何實現？例如：大部份國家都參與簽署，主要資源耗用國－美國，卻並不簽署；除了二氧化碳，其他核子武器、軍事工業發展，亦是污染性源頭。京都議定書所促進的替代性能源政策，逐漸改變人類生活的樣貌，除了尋找出能源替代的方式，也調和了國際和平（例如：避免爭奪石油的另一次美伊戰爭），替代能源也會製造就業機會…等。

二、南北半球的經濟差距

　　全球化下，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等跨國的金融企業體系，成為控制國際金融的無形大手，他們加強貧窮赤字的惡化、拉大貧富差距，而第三世界國家無法加入，更有著民主參與的嚴重瑕疵。

　　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今年十二在香港的部長級會議，會前會中，南半球國家提出：需要「民主」的國際政策，而非「新自由主義」下少數人的國際政策。於是，世界國際貿易組織也開始面臨挑戰：「如何符合更多人民的需求？」

　　又例，世界銀行與世界貨幣基金，其綱領依據是華盛頓協議，充滿民營化、私有化、去管制化精神，即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在全球金融市場中，利用資金的移轉流動性、貨幣的投機炒作，使國家間匯率不同的投機投資行為，產生迅速而冒險的暴利，這是一項巨大的風險。

三、國際金融體系的掌權控制

　　承上，在全球金融資金流動的特性下，那已不是個別國家銀行的問題，而攸關上千萬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例：東南亞金融風暴。需要一個國際金融市場的管制機制以維持市場的穩定。

　　那麼，要從哪裡尋找財源以支持上述各項問題行動的政治實踐呢？

1.全球性的租稅體系，例如：徵收二氧化碳排放稅、國際性武器交易稅、世界民航機的污染稅

2.先進國家進行關於未來的研發費用，例如：非洲為了解決貧窮卻引發更大外債，需要政策改革新思維；歐洲需要新的農業政策。

　　不論有多巨大的問題，都有解決的政策，問題在於「錯誤的政治」，「目前的政治被誰掌握著？」，青年與社會基層並未展現其「政治力」，聚集、討論，但並未有集體行動，所以並未展現不一樣的思維。如何運作「國際合作組織」？需要多層次的策略，內部的遊說及外部的動員遊行，以進入世界公民組織的架構運作。「國際」international的意義在於：多元尊重包容各項的差異，進行相互的溝通，不避諱衝突與問題，乃至於國家主權的問題、和平地區衝突的問題。全球青年要如何“正確地”認識國際、全球問題，且願意真誠站出來，相信世界可因個人的小努力而改變，這是可以行進的方向。

　　「有願景，而後有行動，而後相信世界每天都因此有所改變，而我也是一直在往前走的。」

本文摘錄自由台灣勞工陣線與全國產業總工會舉辦「2005Taiwan Youth Social Forum台灣青年社會論壇」

講者簡介：

Kai Burmeister   Vice-President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cialist Youth

代表組織：
德國社會民主黨Deutschlands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SPD)
社會民主國際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cialist Youth(IUSY)

政治職務

1992年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

1992-2005年擔任社民黨青年部地方、區域籍邦聯層級的 (Jusos)工作者
1998-2003年擔任社民黨城鎮議會的委員，以及地方公共運輸公司監督委員會委員
2003-2005/9/23社民黨青年部全國委員會委員
2003-2005社會民主國際(IUSY)的副主席，經濟部長，永續發展宣言起草委員會主席，公平貿易委員會委員，青年就業委員會委員，世界銀行聯絡人（Worl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