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國際間普遍接受的定義與標準來說，所謂的多國籍企業（Multis），是指至少擁有一家以上之海外子公司的企業，而該企業擁有該子公司之資本總額至少在10%以上。以2001年底之資料為例，全球大概有6萬5千家多國籍企業，擁有總數約85萬家的海外子公司，以及超過5千4百萬的全球受僱員工。一個非常明確的趨勢是，多國籍企業與其海外子公司相互間的內部貿易量，大致上已超出全球出口貿易總量的兩倍以上，也就是說，至少從數量上來觀察，多國籍企業內部之商品與服務銷售，顯然要比整體國際貿易來得重要得多。事實上，一項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多國籍企業基本上也主宰著整個國際貿易：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全球出口貿易，是存在於多國籍企業的母企業、那些跨國康采爾的相互間，而另有三分之一是出現在多國籍企業與其海外子公司之內部。 

　　在全球100大多國籍企業之中，有53家來自歐洲，另有23家來自美國，由於多國籍企業與其企業所在母國與海外駐在國的政府部門，都有極其重要而良好的聯繫與關係，因此，普遍的觀察均認為，這些全球首屈一指的多國籍企業，多半有著不可忽視的政治影響力。 

　　不同國家與地區，藉著租稅優惠、實質補貼或其他手段，努力爭取多國籍企業的進駐。當然，對於各國的就業勞動、社會進步與均衡、外貿進出口，以及工業或農業結構，多國籍企業究竟扮演著正面推動或負面影響的角色，始終是爭論不休的話題。主張多國籍企業對駐在國有卓越貢獻的人認為，不論是技術的轉移，亦或進步而有效率之生產技術、生產組織與管理方法之引入，乃至於提升子公司與上下游相關廠商之受僱勞工的技術與品質水準，這些都是多國籍企業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當然，現實的分析顯示，這些期待是否確能實現，多半與駐在國當地政府的經濟政策，乃至於該政府與多國籍企業間之權力對峙狀態，有著緊密的關聯性。以中國為例，由於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通常中國擁有較強大的談判籌碼，也較易對來自國外的多國籍企業採取諸多限制，而這顯然是其他小國所望塵莫及的。另一項值得注意的觀察是，直至2000年止，全球總計約850個各式各樣的自由貿易區（FTZ）中，多國籍企業所帶來的技術移轉，顯然極為少見，顯非駐在國當地所期待的一般，印入眼簾的，反而多是對於勞動者的無情剝削。 

　拋開各國的自由貿易區不談，單就多國籍企業的海外子公司來說，相較於其他本地的企業，多國籍企業的子公司通常提供著受僱勞工較高的工資與較佳的勞動條件，這是無庸置疑的。然而，多國籍企業事實上也推動著一種不同國家與不同員工族群之間的競爭策略，特別是針對多半標準化的大量生產過程，更是明顯。在三大黃金區域美國、歐洲與日本的邊緣地帶，多國籍企業挹注許多的生產據點，充分享受著較為廉價之勞動成本與勞動條件的利益，例如在東南亞的日本大商社，在墨西哥的美國大企業，在東中歐的歐洲大康采爾。對於受僱在多國籍企業母國、從事標準化之大量生產工作的母國勞工來說，其工資與勞動條件，就無疑的處在嚴峻的調整壓力之下，同樣無從避免多國籍企業內部不同生產據點的勞動者族群之競爭。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反對多國籍企業力量之行動者與抗爭模式，正在逐漸改變中。為了吸引多國籍企業的青睞，許多國家廢除了原本較為嚴格的法律規範，進而縮減與放棄政府原有的許多權限。以1998年失敗收場之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協商為例，當時許多的參與國家代表均表示，在一所謂«當地企業與多國籍企業平等待遇之自由原則»的出發點下，她們的政府願意限縮自我的規範權限，例如說，針對駐在國政府違反多國籍企業利益之經濟政策，依據原先多邊投資協定的研擬條文，多國籍企業甚至擁有至法院起訴以將之撤銷的權利。在各國政府如此屈從於多國籍企業之態度下，反抗之國際市民運動，反而無意中滋生茁壯了起來。國際市民運動要求，多國籍企業必須遵守人權、勞動與環境相關的法律規範，當然，國際市民運動的陣營中，經常有著相對歧異與矛盾的看法與策略，而這些令人尷尬的現象，無疑的又印證著全球化所帶來之社會與各國間的相互矛盾，不論那一邊，都同樣的無法逃避全球化宿命般的歧異與對立。 

表1：全球100大多國籍企業之母國數量分布（2000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蘇黎世

表2：全球10大海外雇主，2000年雇用員工人數

資料來源：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蘇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