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能否與全球化的經濟需求（demands）互相協調？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優良的社會民主傳統是，不論經濟的全球化與否，必須總是為人們提供經濟上的工作機會，所以，不必為世界的經濟新環境與現況所限制，應使其為我們所用。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社會民主仍有其前景，而且不必在理念上有所讓步。但是首先必須擺脫舊的、不合時宜的部份。必須停止經由借貸來建立的福利國家，依此觀點，全球化反而對財政上的限制是有幫助的。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現在並非描寫社會民主正站在面臨選擇全球化與否的轉折點上，問題毋寧是，我們是否要帶著福利國家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向未來？

面對全球化需要更健康的經濟

　　這樣的計畫需要健康的經濟。西班牙社會民主黨人Felipe Gonzalez曾說，這樣的計畫不需脫離與右派份子在通貨膨脹上的鬥爭，通貨膨脹就像是對低收入者的稅一樣，對它的鬥爭應為左派的首要任務。別想要我們的政敵與我們有共識，而是要作的比他們更好。

　　社民黨在1994秋天執政時，瑞典的經濟是沈重的，預算赤字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3%，國家負債增加到失控。市場與企業要求政府的財政正常。社民黨同意並實行了一個龐大的預算強化計畫，使預算赤字降到3%以下，次年沒有赤字，瑞典成為歐洲經濟強國之一。

降低公共支出，但維持基本福利

　　降低公共支出已經成為關鍵，但不是唯一；社民黨也增稅，儘管有觸發通貨膨脹的危險以及降低投資意願。但社民黨堅持每個人都應共體時艱，經由降低給付或增稅。政策起效用時，瑞典的利率被砍掉一半，是1994年歐洲國家中最高的，通貨膨脹同時也消失了，工業投資增加到70%。

　　在政策實行的同時，社民黨回復了瑞典對社會民主價值的追求。對過度通貨膨脹的對抗就是為了福利國家的延續而對抗。雖然這些政策不如以往那般慷慨。重要的是點出財政的困難並不是福利政策所致。財政的危機最終帶來了失業、國家負債到前所未有的境地，這是起源於不良的家庭穩定政策（domestic stabilization policies）所造成的。

　　在最近兩年，社民黨將預算削減至邊緣，乃企圖在未來能繼續保有基本的福利體系核心。社民黨認為這是左派一個重要的計畫，並為之驕傲。預算赤字、公共負債、通貨膨脹與財政上的失職，不是與社會民主有關的價值。

　　有些時候，修改作風是痛苦的，社民黨被迫修改原本優良運作的計畫，去適應財政。其它的時候，我們可以擺脫那些代價高昂卻不起效用的部份。我們調整福利以國家適應現代的狀況。現在這種調適看來如何？它並不是一種決策上主要的與大的轉折而是許多小的、突然出現在每一個政策制訂面向。在一個時常變化的環境中，必須時時適應與熟悉。要將它做好，社民黨同時必須依賴社會民主意識型態與表現出一些實用主義的風格。

私有化不見得有效率

　　一個重點是，社民黨不是像對手那樣在現實世界所表現出的那種實用主義，在許多狀況下，他們的對手常常見不到理念之所在。例如，當我們看到國家的重要性時，他們就說私有化能夠解決問題，也就是我們常被告知的——私有化的與民營化的運作會比國家公營的運作來的有效率。

　　這樣的理由當然是跳躍地結論。社民黨認為只要比較瑞典與美國的健康照護體系，就可以明白公開運作的體系會比民營的體系來的有效率多了。同樣的健康照護，在瑞典只需7%的GDP，而在美國卻需要14%。社民黨認為大多數美國人比較願意少付出7%的稅，而不是14%的保險給付。而且其體系並沒有含納進更多的人口，品質也沒有更好。當然，公立體系必須令人滿意。但社民黨主張公營系統應有很好的機會成為那樣，至少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特徵，若其是為了每一個人而付出的話。

　　社民黨認為，瑞典經驗告訴我們：當系統令人滿意並且有效率時，每一個人都會使用它。私有化的出路只為了中產階級的利益，是狹隘的。當人們接受到其所需要的，而且感到有價值時，他們會願意付出必須的稅金。如同一位學者所說：「對人們來說，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夠的」。

　　社民黨固守著這個原則，將福利計畫的預算削減，維持在會危及品質的最小水平上。

　　但社民黨也拒絕將中產階級排除在福利計畫之外，而且拒絕嘗試福利體系中存在著平行、針對不同團體有不一樣的品質的狀況。在普遍性的原則上我們絕不妥協。

對抗貧窮必須吸納中產階級

　　至於常被提出的個問題：「將富裕的人納入公共安全體系是否會侵蝕對最需要援助者的部份？特別是在資金稀少的時候，將至少比較的富裕的人排除在目標之外是否更好」？社民黨的答案是否定的。經過幾個跨國的比較發現，若要真正對抗貧窮與不平等，就必須策略地將中產階級納進福利國家的體系中來。

　　要真正援助窮人卻又要給予富人福利的理由為何？「社民黨稱之為再分配的弔詭」。簡單講，因為經由公共安全利益的廣泛分享，有機會讓他們喜好這樣的政策，為了留給窮者更多，最好是透過社會安全體系給予更大多數人口以公共安全。

　　社民黨從科學上的證實與政治上的教訓，認為若將政府的資源為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保留著，事實上反而可能幫倒忙。妳不可能要大多數人民一而再，再而三投妳的票。若政策一再要人們付出的，而沒能讓他們得到回饋，這個政策注定失敗。

讓人們感覺沒有被利用

　　在瑞典過去就將失業與疾病津貼削減至薪水的75%，但這對低收入的勞工在失業與疾病來說，並不能感到安全。因此，社民

黨要提昇水平到80%的工資，但不認為能提昇到100%的水平，這是瑞典1980年代的例子。疾病休假政策（A sick leave policy）在某些公司中有30%的勞工是根本是用不上的。

　　社民黨認為執政時，重要的有兩項：要使人們感覺到他們是福利國家的一份子，還有讓他們沒有被利用、佔便宜的感覺。

只有最好的，對人才是足夠的

　　當社民黨在管理福利國家的財政時特別注意，對於納稅人公帑的配置有幾點需要注意：

1.錢與財貨的使用必須公開使每一個人都可得知，如前所述。

2.資金不可浪費，效率是指針。

3.絕不可以容忍公共部門的腐化，必須成為最好。

4.「只有最好的對人們才是足夠的」，品質是招牌。

　　若人們認為是稅收支配著福利系統，則社民黨這些要點就是重要的。因為，稅收的不可避免就像以前一樣是作為一種主要的部份。廣泛的福利體系不必成為為了對企業有較佳環境的祭品。

　　The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對歐洲21成員國家作了調查，對企業的環境較佳的國家依次為瑞士、愛爾蘭、荷蘭與瑞典。

　　有人認為這樣的國家在各方面都有高稅收的壓力，或許要他們一下子相信是很困難的，但是瑞典在一段時期中，確實是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國家（OECD）中稅收最高的國家。

　　但以「總稅收偏高」這個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是粗糙不嚴密的。1960年代的瑞典是世界上同時擁有高稅收與高經濟成長的國家。另外，還有更惡劣的說法，謂「總稅收偏高」的福利國家影響私人企業的投資指標。其實就整個國際的觀點來看，瑞典的公司稅（corporate tax）是很低的。還有一向重要的就是：稅有多高，他們就有更多的公平與效率。在如此高稅收的體系中，以稅收構思成長是重要的。

公平的稅制是獲得人民信賴的基礎

　　1980年代瑞典的稅收立法系統是混雜的。特別是資產稅，非常不穩定。稅制使之在借貸上比在存款上具有更多的利潤，故若要避免被課稅，只要在交易買賣上仔細地動手腳就可以達到。當變成所得稅時，也沒能變的更清楚。不良的稅制與通貨膨脹使人們在經濟上作了錯誤的。不具生產性的行為。人們投資在不動產與休閒觀光等事業替代生產、成長與就業。但對社民黨而言，這些都不是社會民主精神應該有的。這不是建構福利國家之健康的經濟基礎。今日，瑞典已經擺脫凌亂並取得健全的稅收體系，有較少的漏洞，較廣泛的稅基與更低的稅率。公平的稅制是獲得人民支持的基礎。

確保社會安全因應全球經濟

　　同時，好的稅收政策也可提昇市場經濟的動力。部份是因應全球化經濟的需求，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改變，但瑞典社會民主主義者清楚知道，福利與改變是可以齊頭並進的。事實上，兩者還彼此增進了彼此。

　　或許我們被灌輸了太多，說福利與安全是過時的現象，不是用於全球化的經濟脈絡。可笑的是我們竟然也接受了這種觀念。但瑞典的歷史告訴我們，福利國家是成長主要的推動者。福利國家帶給巨大變動中的人們以安全與穩定。這樣使人們在變動中能夠利用機會（工業發展）得利。強大的國家激勵人們改變生活卻不會危急生活安全。改變使產業持續成長。

　　這是瑞典的一個重大的傳統，這種觀念是說：當人們面臨變遷時，若能感到安全，則他們會欣然接受變遷。這個傳統也結合生產的利益與福利國家兩者——企圖使人們發揮他們最大的潛能。

陳明堯 廖偉程編譯

刊載於1998年勞動者93、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