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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 勞基法「五大倒退修惡」,勞工陷過勞煉獄

2017新聞
on 01 十一月 2017
20171031 勞基法「五大倒退修惡」,勞工陷過勞煉獄

勞動基準法在去年底大幅度修法,從今年初實施不到一年,如今新上任的行政院長賴清德在為了要「拼經濟」,解決「企業五缺」的大旗之下,於今天(10/31)提出了勞基法修正案。台灣勞工陣線認為,賴揆聲稱此次再度修法是「既保障勞工的權益安全,同時也提供企業經營的彈性,取得一個平衡發展」,但從最終出爐的版本即可發現,此次修法根本是棄勞工權益安全,只為求全企業經營彈性,踐踏原有平衡,而向資方傾斜的嚴重倒退。

文/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一位29歲青年,曾擔任過宅配快遞員、社區保全,獨自在外租屋,因對社會不滿,沒有向公司請假,曠工三天後,回到畢業的國小,隨機殺害一名國小學童後便自行報案,就地等待警察逮捕。這起震驚社會的北投殺童事件,瞬間讓全國人民怒氣沖天,當晚上百位群情激憤的在地民眾集聚警局門口,每個人都想親手對龔姓兇嫌補上一拳,以洩心頭之恨。

  台灣這六年來,已經發生六起這類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北投殺童事件與北捷車廂殺人事件一樣,殺人動機並不是為金錢、女色或仇恨,而是兇嫌將對社會結構的不滿,以殺人方式進行強烈吶喊與控訴。這種無差別殺人讓社會大眾對受害者的無辜生命逝去,感到極端憤怒,甚至無法理解殺手的行為,造成復仇的激情四處流竄蔓延。

  如果只是以暴制暴、以殺制殺,就能遏止這種極端反社會行為,那還真是大快人心,但是事實上,這通常只是無能國家與無情社會的遮羞布罷了。以台灣一直在執行死刑,這些兇嫌都知道一定會被求處死刑,但還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進行無差別殺人。

  台灣在2009年開始,每年都會發生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今年則升高為已經有兩起,這種趨勢實在令人擔心,從日本與台灣的經驗來看,「孤獨」可說是無差別殺人者的主要特質,而就業不穩定,或令人對未來感到失望與無力的大環境,讓離開學校進入職場的青年,在面對現實的人際關係受挫被排擠後,將更退縮到個人世界,再加上受挫自卑的人格特質,被嵌入這種吃人結構的社會齒輪中,在一格格運轉擠壓之下,一旦孤獨感、挫折感加劇,其反社會的極端人格就很可能會在某個臨界點引爆。

  日本近十多年來無差別殺人事件頻傳,更在2008年,東京秋葉原發生一名25歲派遣工的無差別殺人事件更造成7人死亡,震驚全世界。而日本法務省根據52位加害者的研究發現,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加害者大都有著20至40歲、男性、失業或工作不穩定,有強烈的挫折感和自卑,沒有朋友,和家人不親近,部份有精神疾病,前科或吸毒等特徵。而當時日本派遣工氾濫,人數達到高峰,造成青年失業問題嚴重,這也讓自民黨在當年度失掉自二戰後長期掌握的政權,被民主黨給政替掉了,日本政府也開始限縮勞動派遣的使用(但自民黨安倍內閣重新執政後,近日提案修法將鬆綁企業對勞動派遣的使用)。

  龔姓兇嫌先後擔任宅配員與保全員,都是屬於低薪過勞,且職涯發展都屬有限的行業,這兩個行業近年來高度發展,大量需求年輕男性投入,由於進入門檻低,相對而言流動性也很高。宅配員與保全員,就工作屬性而言,是一個被高度個體化、原子化,沒有同事夥伴可互動協作的孤獨工作者。有趣的是,他們也是每天要大量接觸人群客戶,但卻被禁止與他所服務的人群更進一步溝通的工作,猶如人群中的電線桿。這種就業環境所帶來的「人格孤島效應」,將可能對一個青年產生重大的挫折感與孤獨感。

  專研青年就業困境的學者李建鴻就指出,當前台灣青年勞工面對的兩大就業市場困境分別是:「轉銜歷程風險」、「非典型工作風險」。所謂「轉銜歷程風險」是指,青年從學校畢業後就轉變為成人,但因職場的困境,又有可能回校進修、參加職訓或失業待業,而回復到青年狀態,青年不再是畢業、就業、成家立業、退休的線性生涯發展,而可能是「生涯去標準化」與「生涯可回復性」的「YO-YO現象」(youth -youth),就像yoyo球一樣,來回擺盪。

  其次,面對「非典型工作風險」,青年一畢業尋職,面對的都是定期契約、派遣、部分工時或低底薪的業務性質工作。根據統計,過去十年來部分工時者增加了八倍,派遣工作也是大幅增加,連科學園區許多半導體電子業都使用派遣工。

  由於非典型工作隱藏的高失業以及低度就業的風險,更可能轉變成地下經濟之下低薪低保障的邊緣性工作,而非保障較佳的正職工作。台灣勞工實質薪資倒退十幾年的悲劇,早已經不是新聞,但是青年的薪資呢?根據勞動部的15-29歲青年就業概況調查,2006年在職青年的平均月薪29356元,到了2014年居然下降到28925元。工作不穩定加上低薪,可說是青年初次就業面對的最大雙重打擊。

  儘管台灣的失業率,比起其他國家似乎不高,大概在3.9%左右的水準,南歐隨便一個國家失業率都超過15%,但是大家都忽略台灣就業市場內部隱藏的衝突性,因為失業問題的嚴重與否,不能以絕對數字的高低來評斷失業對社會衝擊的唯一依據,我們必須以相對性的剝奪感來顯示其嚴重性。一旦整個社會失業率都高,大家普遍都找不到工作,你苦我苦大家一起苦,問題比較小,不過如果一個社會內部出出現失業率相差很大的兩個族群,那可就問題大條了。有可能是不同種族、地域、性別或年齡之間等等,都有可能,這一條剖面線通常也是社會衝突的對立引爆點。在當前的台灣呢?答案似乎是年齡,因為台灣的青年失業率比起總體失業率異常地高,高於國際上的平均水準甚多,而且已經到了令人擔憂的地步。

  台灣2014年15-24歲青年失業率為12.63%,整體失業率為3.96%,青年失業率與總體失業率的比值為3.2倍,比起OECD國家平均約2.2倍,此一比值幾乎是世界最高。可見從學校畢業的青年求職碰壁,代表就業市場疲弱,沒有足夠的新職位吸納年輕人,導致台灣青年就業困難,相對剝奪感嚴重,這是台灣社會衝突潛在的不定時炸彈。

  2014年台灣青年失業率與全體失業率的比值達到3.2倍,其實台灣最近五年這個比值都在三倍左右,我們看看失業問題異常嚴重的義大利,2013年義大利整體失業率高達12.9%,但青年失業率更高達40%,但其比值也才3.1倍(40/12.9)。至於其他國家呢?OECD國家平均為2.2倍(16.2/7.3)、美國為2.5倍(15.5/6.1)、日本為1.9倍(6.9/3.6)。由此可知,台灣的總體失業率看起來不高,但是內部存在的相對剝奪感是相當巨大的,你能說台灣青年就業問題不嚴重嗎?

  面對悲劇,當前我們唯有靜下心來嚴肅思考,台灣為何近年來這種一心尋死,公然以無差別殺人的極端行為,來表達內心對社會的極端厭惡與不滿的行為會持續出現?即使兇嫌當場被捕,並且極可能被判處死刑之後,大家就安心了嗎?顯然不是。孤獨青年所處的社會牢籠,如果不加以檢討與反省,那麼我們難保相同事件不會再發生。反省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後的社會結構,不是要把個人罪過推給外在社會,替個別的殺人兇嫌脫罪,而是透過反省理解進而改善,防止悲劇重演,避免無辜的生命再次被犧牲。

刊載於2015/06/24鳴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