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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 勞基法「五大倒退修惡」,勞工陷過勞煉獄

2017新聞
on 01 十一月 2017
20171031 勞基法「五大倒退修惡」,勞工陷過勞煉獄

勞動基準法在去年底大幅度修法,從今年初實施不到一年,如今新上任的行政院長賴清德在為了要「拼經濟」,解決「企業五缺」的大旗之下,於今天(10/31)提出了勞基法修正案。台灣勞工陣線認為,賴揆聲稱此次再度修法是「既保障勞工的權益安全,同時也提供企業經營的彈性,取得一個平衡發展」,但從最終出爐的版本即可發現,此次修法根本是棄勞工權益安全,只為求全企業經營彈性,踐踏原有平衡,而向資方傾斜的嚴重倒退。

  德國與英國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歷程,雖然一個充滿戲劇性張力與爆發力,另一則是緩進中帶著堅毅的決心向前,然而,歷史的規律某個程度是一致的:資本主義體制出現危機(戰爭),它被證明不但無能解決危機,甚至自己就是危機的製造元兇。某種角度上來說,社會民主政權解救了資本主義體制,它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價值之外,重新找到了「平等」、「公義」,乃至真正的「繁榮」與「自由」的實現。這一期中,讓我們來看看法國的例子。

  與德國英國一樣,一切的轉折來自於戰爭的災難。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法國處於極為尷尬的地位:既不是戰勝國,也不是戰敗國,一些用來描述當時法國的字眼,大概就是社會瓦解、經濟崩潰,通敵與反抗,跟戰前沒有太多的差別。戰後法國的首要任務,無異復甦,重建法律的新秩序。顯然德國佔領前的第三共和已一去不返,人們需要一個新的秩序,新的希望,而顯然,它的答案不是「資本主義」。

  如同在戰後的英國,資本主義體制被認為是腐化與無能的代名詞,它是落伍的、頑固的、僵化的、短視近利而怯於投資未來的。那些只知維護自己私利的家族企業,缺乏進取精神的商人們,眼中只有如何維護自己的利益,阻斷別人的競爭,以鞏固家族企業的優越地位,事實上,早在戰爭爆發前,法國的資本主義面貌已早失人心:1939年,法國的工廠機器的平均壽命,是美國的四倍,英國的三倍,每一工作時數的生產力是美國的三分之一,英國的一半,一次到二次世界大戰的二十年間,法國人的生活狀況幾乎沒有任何的提升,國民的平均所得繼續停留在1919年的水準。

  戰爭的嚴酷考驗更不會放過法國:落後的經濟組織,無疑就是政治與軍事失敗的主要原因,舊有的體系無法供應社會與經濟重建所需,而一大部分的大企業又以與納粹通敵、與維琪政府眉來眼去著稱。

  法國因為特殊的政治原因,並沒有像英國或德國一般的社會民主政府的直接出現,換句話說,法國經驗的重點不在政權的易手,因為,「被盟軍解放」的命運,直接牽引法國的命運到戴高樂將軍(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之手。戴高樂雖然頑固,頑固到要砲轟登陸北非法國殖民地的盟軍,雖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到不斷宣稱自己是戰勝國,但是有一點,他的頭腦還是清楚的:在法國,資本主義體制是無能的,是被證明不能倚靠的,因此重點在於:「國家必須出來將權力的槓桿掌握在手」。

  戴高樂警告說:你們這些養尊處優、享盡特權的人們注意了,我們是可以放棄你們的,因為你們的行徑,只證明自己的無能與荒謬而已。社會民主的價值,開始取代了戰前自由主義的價值,在強調「平等之上才有真正之自由可言」、「社會與經濟問題的解決不能倚賴資本主義體制」、「國家必須出面擔任主要的核心角色」、「以社會民主的體制,取代形式上自由民主的體制」的思維與共識下,法國真正蛻變了。危機使人們意識到,某些宣稱自己在倫理道德上沒有瑕疵、卻只是在赤裸裸的貫徹自己利益的意識形態,其信用是會破產的。

  在所謂法國重建之父 – 亦有人稱他為歐洲統一之父 –Jean Monnet的籌劃下,法國開始了自己獨特的社會民主與經濟復甦之路。曾擔任一次大戰後國際聯盟代理秘書長的Monnet,出身香檳酒商,還曾到中國籌辦多國銀行鐵路大借款,但除了經營獲利之外,Monnet對於宏觀的計畫、偉大的挑戰,總是興致盎然。二次大戰期間,他任職法國流亡政府,負責與同盟國整合有關後勤補給及策劃戰後重建之事宜,他曾經說了一句後來成為舉世名言的話:「美國應該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雖然之後被羅斯福總統的幕僚所剽竊過去,成為美國從中立、綏靖政策轉向的歷史代名詞。

  戰後,面臨一片廢墟的法國,Monnet認為要展開重建,關鍵有二:一是國家預算赤字問題的解決,二是經濟體系從頭到腳的現代化。Monnet的看法是:第一個問題只有國家能做,第二個問題,資本主義體系已證明自己沒有辦法做,社會與人民也不再相信,私營利部門真有克服難關的能力。 

  1945年8月,歐戰結束不到半年, Monnet陪著戴高樂到華府訪問,一天晚上,Monnet終於忍不住的跟戴高樂抱怨:「…你總是說「偉大的法國」, 但我要告訴你實話:法國渺小的很。只有法國人自己創造出偉大的身形,能夠抬頭挺胸,法國才會真正偉大起來…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法國人必須把自己的國家現代化,因為在當前,法國一點也不現代。法國必須從頭改革到腳,沒有退路」。

  驕傲又偉大的戴高樂,沉默了片刻,終於說道:你說得沒錯。但是,你願意接下「將法國現代化」這個重任嗎?Monnet當然不會放過歷史給他的機會,他全面設計新的國家經濟計劃,投資方案、投資手段,乃至於經濟龍頭工業的重建。藉著「中央計劃委員會」(Commissariat General du Plan)的成立,Monnet展開了現代化法國經濟體系的工作。

  重要的是,Monnet、乃至法國的成功,標榜著一個重要的核心價值:在危機充斥的時代,人民與社會所需要的,其實是紀律、方向、前景、信賴與希望,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片面所謂自由,這也正是社會民主的重要價值內涵:不是為了私利,不是僅著眼於表面的自由,不是仰望基督文明所遺留的倫理(韋伯:「新教倫理帶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植基於公益之上,在社會正義、普遍繁榮的目標之下,資本主義才能延續,社會方能健康的發展下去。

  法國的經驗,也許不是一個社會民主政權戲劇性的上台–法國的政治條件並無法容許這樣的情況發生 -,也或許不是像威瑪德國一般,以工人的力量自己催生政權的誕生,但是,就人們面臨危機的痛定思痛,回顧過往的教訓,一個社會民主價值的深化、乃至實現,卻是與其他國家無分軒輊的。

 

文/林佳和 刊載於勞動者1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