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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 勞基法「五大倒退修惡」,勞工陷過勞煉獄

2017新聞
on 01 十一月 2017
20171031 勞基法「五大倒退修惡」,勞工陷過勞煉獄

勞動基準法在去年底大幅度修法,從今年初實施不到一年,如今新上任的行政院長賴清德在為了要「拼經濟」,解決「企業五缺」的大旗之下,於今天(10/31)提出了勞基法修正案。台灣勞工陣線認為,賴揆聲稱此次再度修法是「既保障勞工的權益安全,同時也提供企業經營的彈性,取得一個平衡發展」,但從最終出爐的版本即可發現,此次修法根本是棄勞工權益安全,只為求全企業經營彈性,踐踏原有平衡,而向資方傾斜的嚴重倒退。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民主政府-德國威瑪共和,那個驚心動魄的誕生過程,理解到一個或許放諸四海皆準的現象:沒有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施壓,沒有實力的展現,沒有必要時訴諸街頭、訴諸暴力的犧牲,一個進步的社會民主政府與體制,是無由誕生的。其實,雖然本質上如此,但是並非所有的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都像德國那般的充滿張力與戲劇性。讓我們來看看另一個例子,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 英國。

  英國的社會民主政黨 – 工黨(Labour Party),成立於世紀交替的1900年,與德國的發展極為類似的,它亦是在工人運動發展到一相當的時期及階段,亦即理解到:必須投入資產階級的體制內政治結構中,尋求對運動更有利的出發基礎(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實現法權要求»(Rechts-forder-ungen)),以從體制內達成改變體制的改革路線時,由工會與支持工人運動的知識份子所組成。不例外的,知識份子的參與與催生,居功厥偉,但是工人運動所累積蘊發的社會力量,方是背後真正的實力基礎。英國工黨曾經在1923及1924兩度執政,成立合計不到三年的少數政府,政事的推行並不順利,一項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工黨在J. R. MacDonald的領導下,不但政策不明,路線不清,而且不斷試圖組織聯合政府,也就是結合自由主義者的保守份子,以解決自己少數政府的窘境,是以造成工黨內部工會陣營的反對,乃至全面退出。換句話說,在如此的政治現實之下,一個所謂真正的「社會民主」,其實是無從實現的。

 

  歷史給了工黨及社會民主第二次機會,雖然是代價慘重的機會:第二次世紀大戰的玉石俱焚。英國雖然戰勝,但卻處處殘破,民不聊生,人民處於飢荒、瀕臨死亡的邊緣,如同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日記中所記載的:«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所可能發生之最悲慘的情況…»。國家財政破產,國內與國際金融秩序瓦解,百業面臨全面的崩解,經濟顯得毫無活力,似乎無法從戰爭的驚慄與破壞中回復,當時的人們相信,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英國的處境:摧毀、痛苦、分裂

 

  有一跟接下來工黨執政(1945年波茲坦會議期間大選的拉下邱吉爾)、乃至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有著關鍵性影響的現象:英國人民意識中,資本主義的全面破產。當時的英國歷史學家Alan Taylor寫道:«在歐洲,沒有人相信所謂的美國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因為它就是大企業主的同義詞。或者,更精準一點的說:那些還在相信的人,是大家所唾棄的政黨,是一群沒有未來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命運,跟1688年雅各賓黨人沒有兩樣…»。在普遍的國民認知中,資本主義道德敗壞,只談貪婪,不知何謂理想,盲目的支持社會的不平等,不但不符合社會的期許,更赤裸一點的說:世界大戰的元兇根本就是資本主義。

 

  工黨接下了這項歷史任務。獲得政權之後,工黨真正塑立了一個英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政府路線,簡言之,就是以「解決失業」,作為自己的理性堅持(raison d’être)。工黨認為,英國的資本主義,已經被證明無能,它投資太少,沒有企業倫理與道德,只知貪婪獲益,賺取暴利,並不忘掠奪勞動者。工黨的決定是:放棄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遠離作為英國經濟哲學的十九世紀傳統自由主義。執政後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全民健保,所謂的國家健康服務醫療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退休年金制度,投資國民的教育,興建國民住宅,並且採取一切的手段,努力創造充分就業。相對於歐洲大陸希特勒式的「權力國家」(Machtstaat),工黨把自己的理想國度,除了稱之為一次大戰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所傲稱的«英雄之家»(homes fit for heroes),或是工黨在選戰中所自封的«新耶路撒冷»以外,接連的實踐與行動,又替英國發明了一個至今世界上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詞:«社會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

 

  英國與德國的歷史命運與發展進程,當然完全不同。德國經常呈現斷裂式的時代交替,社會必須去面對天崩地裂般的變天,某個程度上來說,英國人是較為幸運的,不論歷史的挑戰為何,英國總是在內國秩序的和平狀態下,完成時代的更迭。但同樣的,在國家與社會面臨劇變,遭逢生死關頭的挑戰時,一個以工人運動為後盾,一個反資本主義、以崇尚社會公平正義、平等與尊嚴為目標的社會力量,才有可能挽救國家與社會,在存亡的關鍵一役中,獲得最後的勝利。吾人又回到一個相似的歷史邏輯:時代在巨大災難之後的轉折點,要挽救國家與社會,唯一的憑藉,恐怕仍是自主覺醒的大眾勞動者,集結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德國的以武力對抗反動,亦或英國的以選票投下不信任,以社會民主的價值為後盾,落實自己的社會民主政策,方有成就的可能。

 

文/林佳和 刊載於勞動者1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