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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 勞基法「五大倒退修惡」,勞工陷過勞煉獄

2017新聞
on 01 十一月 2017
20171031 勞基法「五大倒退修惡」,勞工陷過勞煉獄

勞動基準法在去年底大幅度修法,從今年初實施不到一年,如今新上任的行政院長賴清德在為了要「拼經濟」,解決「企業五缺」的大旗之下,於今天(10/31)提出了勞基法修正案。台灣勞工陣線認為,賴揆聲稱此次再度修法是「既保障勞工的權益安全,同時也提供企業經營的彈性,取得一個平衡發展」,但從最終出爐的版本即可發現,此次修法根本是棄勞工權益安全,只為求全企業經營彈性,踐踏原有平衡,而向資方傾斜的嚴重倒退。

台灣勞工陣線國際部主任 劉進興

「你無法自己選擇戰場」

  去年年底西雅圖WTO (世界貿易組織)會場外的抗爭﹐儘管在政治上有所瑕 疵﹐但仍值得進步派的支持。因為近年來資本勢力猖狂﹐華爾街的權力高 漲﹐再加上WTO這樣的國際組織缺乏民主決策機制﹐這些都是促成在西雅 圖決戰的因素。

 

  可是﹐西雅圖之役的訴求﹐有些是進步的﹐也有一些是明顯反動的。社會 主義者應該重新思考反對全球化的理由。西雅圖(對於左派)並非一場完 美的戰役。對抗並非沿著階級劃線的﹐全球化之下﹐各階級的利益因其所 在國家的發展位置(低所得國家、高所得國家、或中度所得的新興工業國家)而異。

 

  低所得國家對WTO的自由貿易受阻最為失望。因為它們國內本來就沒有製 造業﹐根本不怕國際競爭。反而將因為市場開放﹐取消先進國家如日本、 歐盟、美國的農產品進口設限﹐而獲益。

 

  中度所得國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印度、中國、韓國 、泰國、台灣﹐從五十年代開始﹐透過保護主義與政府對出口產業的獎勵 進行工業化。除了少數國家有停滯現象(如阿根廷的製造業實質工資在 1969-1990間下降0.1%﹐墨西哥下降0.8%)外﹐其他國家則以空前未有的年 增率成長(印尼5.1%﹐巴西5.6%﹐韓國7.8%﹐台灣8.5%);新興工業國家 不只稱霸全球的勞力密集產業(佔紡織業的36%﹐鞋業的44%)﹐在科技與 資本密集產業也大幅成長(佔鋼鐵業的30%﹐半導體的市場佔有率則視晶片 種類而異)。新興工業國擁有先進產品的許多尖端設備與高效率廠房﹐已 經開始挑戰本來的跨國企業。

 

  美國政府對這種群雄並起的直接反應是﹐一方面逼各國打開市場﹐一方面 卻加強自己的進口關卡。由於在紡織、鋼鐵、汽車、機具、半導體遭受外 國的強力競爭﹐美國乃要求其貿易夥伴自行出口設限﹐否則只要美國企業 向華盛頓哭訴﹐就會課以反傾銷稅。美國國會通過的超級301貿易法案﹐ 授權美國政府得以控訴、審判、懲罰外國﹐唯一的罪狀是﹐他們比美國的 同行有效率!

 

「危害較輕的惡魔?」

  跟低所得國家一樣﹐中度所得國家對西雅圖抗爭也很感冒。他們認為WTO 是兩個惡魔中危害較輕的一個﹐因為WTO透明化的程序遠比美國法院與國 會的私刑拷打好多了。

 

  WTO並不是一般誤導的那麼絕對的自由貿易﹐否則恐怕只有香港夠資格參 加。WTO的前身是GATT(關稅貿易總協)﹐GATT乃戰後凱恩斯主義重建措施 之一﹐曾經贏得歐美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支持﹐而WTO的市場取向只比GATT 略多一點點。

 

  WTO雖然禁止貿易設限﹐卻允許政府保護新生產業、受創產業以及收支失 衡的產業(美國和新興工業國家經常如此)。WTO雖然禁止出口補助﹐卻 容許政府對企業的研發補助(若無國防部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經費支持﹐ 美國的研發體系馬上崩潰)﹐以及對地區發展補助(否則歐洲的貧困地 區就慘了﹐美國各州對企業的補助也會遭殃)。

 

  其實﹐九十年代的中度所得國家怕的不是外國產品的競爭﹐而是外資的入 侵。1998年美國極力推動外國投資免稅案﹐但被歐盟擋住。新興工業國家 最怕的則是美國保護主義者所提的共通勞動標準﹐而美國左派卻以此為因 應全球化的利器。巴西社會民主政府的西雅圖代表Luis Felipe Lampreia 針對勞動標準的談話﹐反映了從民主的印度到獨裁的中國﹐許多國家的看 法:「沒有人會贊成童工。誰會贊成奴工?也不會有人贊成監獄強制勞動 。沒有人會反對這些勞動標準。這些不是我們怕的。我們害怕的是﹐我們 的勞工會因為工資太低﹐威脅到其他國家高工資的勞工﹐而遭受懲罰。我 們怕的是﹐美國工會領袖正傾全力藉勞動標準來構築保護主義的防線。」

 

  好在歐盟在西雅圖會議中比美國具有國際主義立場﹐才能擋住這個勞動標 準的提案。正如歐盟代表Pascal Lamy所說:「歐盟與美國立場的差別在 於所提勞動標準的數目。我們主張只提ILO(國際勞工組織)的五個核心 標準﹐即禁止剝削童工、禁止強制勞動、組織工會的可能(譯注:以及集 體協商自由、禁止雇用歧視)等﹐但不贊成美國提出的其他標準。歐盟也 不贊成以禁運來強制實行勞動標準。」

 

「左派的立場」

  美國左派對勞動標準的立場幾乎與民主黨一致﹐即堅決地反對全球化。

 

  從好的方面看﹐左派一貫反對金融自由化﹐主張節制資本、限制華爾街的 權力、以及在資本市場震盪時﹐主張國際貨幣基金能介入救急。這些立場 值得讚揚。美國的金融部門持續擴張﹐規模經濟更逼使金融走向國際化﹐ 使得資本主義的內在不穩定性﹐由於過去數十年的金融自由化而更趨惡化 。民主黨早已向金融勢力投降﹐而左派從學理以及運動的角度﹐暴露全球 金融自由化的危險性﹐貢獻匪淺。

 

  從壞的角度看﹐美國左派一向只反對犧牲美國勞工的政策﹐卻很少去思考 這些政策是否會犧牲外國勞工﹐或妨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所謂美國勞 工與外國勞工利益一致﹐只是說說而已。對勞動標準的立場,以及下面會 提到的「向下沈淪」論,其實都是美國本位主義。

 

  美國左派推動勞動標準﹐同時也反對新興工業國家的外銷導向成長模式。 他們說,這些國家應該透過提高工資來提高國內需求﹐以取代出口需求。 聽起來有道理﹐卻不符現實。因為發展中國家大多很窮﹐國內市場不大。 譬如1990年韓國的人口約四千萬﹐雖然經過廿年的民主化與破記錄的經濟 成長﹐GNP仍然比荷蘭還小。荷蘭的人口與面積遠遠比印尼小﹐GNP卻是這 個前荷屬殖民地的三倍。

 

  如果美國左派那麼關心勞動標準﹐他們應該重視新興國家是否有工會吧? 看看印度﹐印度除了工資遠低於美國外﹐其他的勞動標準不見得比美國差 。印度紡織業的工會組織率比美國還高﹐可是為什麼從未聽說美國左派因 此而主張購買印度產品呢?

 

「向下沈淪?」

  美國社會主義者以「全球化乃向下沈淪的競爭」來合理化他們的保護主義 。Mark Levinson 指出("Who's in charge here?", Dissent Fall 1999 ):整個九十年代﹐全球增加了兩億日工資低於美金1元的低薪勞工。但 他忘了一點﹐即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均衡的。也有許多國家的勞工生活水 平持續提高﹐尤其是那些小心避開自由市場﹐發展出自己的現代化工業及 全球企業的新興國家。

 

  其實﹐向下沈淪的主要是美國。美國的工資水平一直停滯不進。從七十年 代中期開始﹐工資就不再上升﹐勞動力供給卻一直增加﹐生產力成長緩慢 ﹐工會組織率大幅滑落。1983年工會會員佔20.1%(公部門36.7%﹐私部門 16.5%)﹐到了1998﹐工會組織率降至13.9%(公部門37.5%﹐私部門9.5%) 。政治上右派得勢﹐最低工資持續下滑。以1996年的幣值計算﹐從1968年 的$7.21跌至1989年的$4.24﹐到了1996年﹐僅略為回升為$4.75。

 

  到底是不是外國產品輸入壓低了美國的工資?這個問題引起了許多爭辯。 其實﹐進口僅佔1980年GNP的5%﹐到了2000年也只比GNP的10%多一點點。 從時間點上看﹐美國工會組織率以及工資的下滑趨勢早就開始了﹐那時新 興工業國根本還未興起呢。顯然﹐國際貿易的競爭無法作為孤立主義的藉口。

 

  如果美國的進步人士不想在歷史上以死硬派民族主義者留名﹐就不應為了 保障本國的高薪勞工﹐而阻擋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若印度可以生產更便 宜的鋼鐵﹐為什麼不結束那長期受保護卻仍無力競爭的美國鋼鐵業呢?為 被裁員的鋼鐵工人爭取補償絕對有理﹐但阻止外國鋼鐵(或比利時的煤﹐ 日本的農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不管從那一項社會主義原理來看﹐都沒有 道理。長期來講﹐社會主義者以勞動標準為名﹐來保護老舊產業﹐只會使 自己在政治上日趨式微。

 

「全球化的奇異轉折」

  社會主義者面對蘇聯與東歐的實驗失敗﹐必須檢討他們的政治綱領以及對 資本主義的批判﹐並且改變其全球戰略。他們必須認清美國勞工與外國勞 工可能有利益衝突這個現實﹐並以增進跨越國界的經濟成長與社會福祉為 指導原則。

 

  美國左派也應該了解全球化的一個奇特現象:即全球經濟愈整合﹐區域貿 易反而愈發達﹐因此造成了東亞、歐盟、美洲三大經濟板塊。左派往往抱 怨世界各國的產品萬流歸宗都銷到美國﹐事實上剛好相反。由於美國的保 護主義﹐再加上新興工業國家的快速成長﹐促成了美國之外各國之間的貿 易與投資大爆炸﹐結果是經濟強權的「去中心化」。1970年台灣與韓國的 製造業產品有一半輸美﹐現在則是一半輸往其他亞洲國家﹐輸往美國的比 例反而降為四分之一。馬來西亞、印尼、泰國也是如此。除了墨西哥(幾 乎只跟美國貿易)外﹐拉丁美洲各國間的貿易大增﹐歐洲內部(含土耳其 )亦然。各個板塊有自己的經濟強權。歐洲是德國﹐美洲是美國﹐亞洲則 是日本與中國在爭霸。

 

  我們應該支持這個去中心化過程。為支持區域貿易﹐區域貨幣如歐元﹐開 始流通﹐可以降低全球金融的不穩定性。多元化經濟中心的出現﹐當然會 影響美國的霸權。因此日本提議成立亞洲貨幣基金時﹐美國就極力反對。 類似的提議勢必會再出現。亞洲各國不滿美國一手掌控世界貨幣基金﹐一 定會逼使日本與中國達成協議﹐以成立亞洲貨幣基金及建立亞洲貨幣體系。

 

  將來會有更多像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那樣的區域自由貿易區。智利 已經提議要跟美國談判自由貿易協定。阿根廷則與美國組成一個貨幣委員 會﹐允許披索與美元用固定匯率自由兌換﹐以緊跟美國經濟。厄瓜多爾的 貨幣也即將美元化。

 

  美國左派有何對策?他們可以把頭埋在沙裡﹐繼續反對;他們也可以利用 區域整合來創造新的、具有進步性的社經政治體。譬如:為了阻擋NAFTA 而堅持拉平美、墨的最低工資﹐其實是自私而不切實際的。但如要求允許 土耳其加入歐盟﹐則可促進區域的民主化與經濟成長。

 

  美國左派過去一直反對NAFTA﹐但成立五年來﹐他們所預測的惡果並未發 生﹐美國的失業率並未因而高漲﹐反而是墨西哥這幾年增加的工作機會 (雖然不算多)大多跟NAFTA有關。

 

  前途並不悲觀。拉丁美洲可能是全球貧富最懸殊的地區﹐比美國還糟;美 國則又比不上歐洲的社會民主國家。南、北美洲都亟待改變﹐透過區域的 經濟、政治、以及知識界的整合﹐將有助於長期的根本轉型。 (完)

 

(本文譯自2000春季號的美國左派雜誌DISSENT【異議者】﹐原標題是: Ending isolation。作者Alice H. Amsden是MIT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寫 過許多討論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文章。)